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公瑾先生从事语言学及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张先生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他践行了一位语言学工作者的科学操守，在学术道路上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同时，他也将人文主义融入到教学与研究之中，令后学感悟到其博大的胸襟和独特的人格魅力。</p>
1951年，张公瑾先生从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转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语，毕业后留校从教，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0余年的民族古籍文献与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生涯。</p>
初期，张先生主攻傣文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曾参与傣文字母的拼音符号设计、讲义与教材编写、傣文历史文献翻译等基础工作。其间也多次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调查和工作，收集和研读了大量傣文古籍文献。之后，他开始关注和研究傣文与巴利语的对应问题和佛经名称的翻译问题及傣文文献的分类问题，并有机会对“傣族天文历法”进行专题研究。</p>
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公瑾开始触及傣族文化研究，并归纳出傣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傣族文化结构像一座宝塔，水稻耕作农业是其塔基，农村公社制度是其塔座，建筑、饮食、服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婚姻制度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则是塔身，而宗教思想和天文历法是那挺拔入云的装饰着风铎和多层华盖的刹杆。他认为，封建化之后依旧保存农村公社制度是傣族独特的社会文化特点，傣族的农村公社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活模型，而天文历法和南传佛教则是傣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等专著记录了他这个时期的思考与研究成果。</p>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先生潜心钻研语言学史与语言学理论，率先在国内高校语言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中讲授“傣语基础教程”、“语言学名著选读”、“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方法论”等课程，并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中成为了“最早弄潮儿”。这个时期，他精心于文化语言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他奉行继承与创新的学术理念，在梳理大量相关文献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语言、文化、文化语言学等术语的概念和定义，阐述了文化语言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学科任务。同时，他在国内首次大胆引进了浑沌学作为文化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力图实现一次语言学领域研究思维框架的转换，并身体力行，尝试将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从词汇和文字领域推广到语音、语法、语言类型、语言系属、语言的地理分布等诸方面。1998年《文化语言学发凡》的出版，标志着张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而跨入新世纪的10余年里，以张先生为领军人物的团队在学科推进方面更有了长足的进展，《文化语言学教程》、《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探》系列文集及团队成员的专题学位论文与相关论著等均是这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p>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张先生始终坚守学术自觉的科学研究规范。他十分重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才能使创新获得顺利拓展的空间。因此，张先生在倡导打破语言学思维的现状、主张转换语言学思维框架的同时，时刻注意继承语言学成果，在整合语言学各流派理论的同时坚持博采众长的基本原则，非常注意汲取传统语言学的合理思想，尤其是现代语言学新分支学科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张先生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而引入的浑沌学理论与方法使语言文化的研究别开生面，相对于以往的语言学来说，这既是一次语言学研究思维框架的转换，也是一次方法论的重要创新。</p>
总之，张先生走过了一位科学工作者严谨治学、集腋成裘的历程。</p>
张先生治学的另一个重要品格是其厚重的人文底蕴。他极力主张和支持文化多元论和语言多样性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于民族古籍文献、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实践和文化语言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之中。如他对傣族文化的梳理、归纳和提升，有关语言、文化、文字等重要概念与定义的界定等均体现了这种博大的人文精神。他在《语言与生态》等多篇论文中强调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提出的“语言生态”、“母语危机”、“语言保护”、“世界多元语言格局”等术语及相关主张，无不渗透着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极力倡导的“语言学应积极地将语言事实与民族文化、民族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在21世纪这个高科技时代造福于全人类”的主张，更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执着追求与深情呐喊。因此，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更具普适性，这也是其治学品格之魅力所在。</p>
张先生的治学道路给后学提供了以下重要启示：学术研究须崇尚和坚守自律、自信、自强不息、追求创新等学术自觉之科学精神，应追求将自己的研究目标、成果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命运尤其是当下的现实情境接轨，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封闭的学科中孤芳自赏。</p>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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