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文物局社会科学资金项目资助的“内蒙古蒙元碑刻收集与研究课题”已经取得了一批新成果，蒙元碑刻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正在凸显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
弥补《元史》不足
据课题组负责人介绍，《元史》由于编写仓促，错误和遗漏的内容很多。自明清以来，陆续有学者立志于补写，但是由于档案文献缺乏，进展速度非常缓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元朝的中央中书省所管理的“腹里”地区和元上都以及一批路、府、州县设立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一些蒙古亲王、皇亲国戚的封地也有许多在此。元朝灭亡后，部分蒙元碑刻流散在草原上。为了搜集整理遗留在内蒙古地区的蒙元碑刻，内蒙古文博学者在全区内展开调查和收集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获得了10余项重要发现。这些蒙元碑刻的文字有古回鹘文、蒙古文、古叙利亚文和古汉文，时代上起元大宗窝阔台汗时期，下至元朝末期，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弥补，《元史》的不足。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蒙元碑刻的历史来源，记者于日前采访了蒙元碑刻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中几个历史悠久、考古价值极高的蒙元碑刻，并给记者讲述了有关这些蒙元碑刻的故事。
元朝名碑——张氏先茔碑
在翁牛特旗梧桐花乡国公府村的山野上，巍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汉白玉石碑，它就是著名的元朝张氏先茔碑。这座石碑高5．36米、宽1．35米、厚0 37米，碑首正面用篆书题刻着：“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一行字。碑首背面为八思巴文，与正面内容相同。碑身正面为汉文楷书，字体端庄雄健共39行约2000多字。碑身右侧刻有“大都西南房山县独树村石经山铭石”的字样，由此表明，石碑是在现在的北京山县石经山所刻，历程千里才运到草原上。碑身背面，刻有3000多字的蒙古文，是碑刻汉文的译文，也是元朝石碑中蒙古文字数最多的。据碑文铭刻记载，此碑建于公元互335年，虽然历经600多年的风雨，但是字迹仍然清晰可辨。碑文内容繁富，史料价值很高，记载了从元世祖忽必烈到惠宗托欢帖木儿时期，张应瑞家族为元朝以及蒙古弘吉剌部尽忠之事。当中关于元朝皇帝与弘吉剌部世代联姻的情况，以及弘吉剌部的生活和内部矛盾等内容都有详细记载。王大方告诉记者，据碑文上记载，张应瑞家族原籍河北省，自三世以下入籍蒙古弘吉剌部，其子孙都是蒙古名字，并在部落中担任要职。张应瑞因为在战争中立功受到了忽必烈的重赏。
刻有3种文字的元朝景教残碑
在包头市达茂旗敖伦苏木，内蒙古著名考古学家盖山林先生发现了一块儿用古叙利亚文、古回鹘蒙古文、汉文3种文字书写的景教残碑，看过该碑的蒙古学研究者视其为奇珍异宝。
王大方介绍说，该残碑为花岗片麻岩刻成，碑身上刻有十字架、金鸡。玉兔和莲花等图形。残碑高1米、宽0 85米，汉文部分居右，叙利亚文居中，蒙古文居左，内容相同。该碑刻于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泰定为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年号，泰定四年即公元1327年。据考证，该碑中所记裁的死者是元朝汗古部贵族人士。汪古部是一个信仰景教的民族，景教是基督教聂思插利派传到中国的名称。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了佛教，其他宗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长安的景教徒和一些回鹘人就逃向北方草原地区，并使景教在今天的内蒙古等地区传布。由于汪古部与成吉思汗结为了亲家与兄弟，汪古部有许多上层人物跻身于元朝统治阶层。
这块儿刻有3种文字的石碑是迄今为止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元朝官位最高的汪古人石碑，而且保留着较高的景教信息，因此弥足珍贵。石碑上的3种文字反映了当时草原地区文化交流的情况，以及汪古部上层人物的较高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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