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群:做日本出版,越做越纠结

太多人依然沉浸在《菊花与刀》给予的片面印象中（作者没到过日本，凭在战俘营中的粗浅观察便得出结论，该书已被主流学界所排斥），津津乐道于日本人“屈服强者”、“天性残忍”、“有耻感无是非观”、“盲目的集体主义”等神话。</p>

我们往往忽视了，日本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大型文明，虽深受中国文明影响，但中日有很大的不同，在许多问题上，双方理解完全相反。</p>

以邻为师，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气度。对于在近代史中备受挫折的中华民族来说，应永远记住这样的教训：什么时候我们封闭保守，什么时候就会走向衰落，什么时候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什么时候我们就在预约苦难与失败。保持清醒，保持睁眼看世界的专注，这是这一代人必须坚守的责任。</p>

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近200种与日本相关的图书，许多是大部头的学术专著，但同样不乏轻松方便的读本，它们为我们精描了一个当下的、生动的、真实的日本。不论未来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我们终需了解日本。为此，《北京晨报》特地专访了该社总编杨群先生。</p>

日本学者对抗战史兴趣不大</p>

北京晨报：贵社为何如此关注日本题材书籍的出版？</p>

杨群：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村山讲话”，面对历史问题表达了和解态度，日方主动要求加强“二战”期间日本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关系的研究，日方拨了一笔经费，作为其“近代日本与中国”确定项目的外交合作费用，来支持中日研究课题，到2007年左右，共赞助中国学者完成了94项课题，其中不少获了奖，我们便就此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问题研究中心文库》。日方也有一个类似的文库，虽然日本学者得到的资助经费比我们多得多，但只完成了30多个课题，仅出版了10多种书，这说明，日本学者对这段历史研究兴趣不大。</p>

北京晨报：这套文库共出了多少种？

杨群：：已经超过了70种，有的课题没有得到日方研究资助，比如三卷本的《中日关系史》，由于有学术价值，我们也帮助它出版了。</p>

两本书让日方刮目相看

北京晨报：除了这套文库，其他书是如何出版的呢？</p>

杨群：后来我们与（音同市）川日中友好基金建立了联系，一是推进中日青年史学工作者交流，一是阅读日本书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本书让日方刮目相看。</p>

一本是《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其中许多提法和我们不一样，比较敏感，日方觉得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版，可我们认为它毕竟属于学者研究的范畴，在学术层面上应百家争鸣，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日本学界的认可。</p>

另一本是讨论战后人口移动问题的学术著作，1945年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达250多万，其中军人120多万，他们是如何回日本的？过去大家不太关注。后来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了，我们也同时翻译出版了。</p>

有了这些合作基础，2009年我们提出做一套“阅读日本”书系，译介一批能真实反映当下日本状况的书，得到积极响应。中方多家出版社参与了该项目，共出版了70多种。按惯例， 川日中友好基金支持一个项目最多只有5年，但双方已商定妥下一个5年的出版规划，这套书最终要出200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