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深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受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制约，加上中国语言种类多、历史久远，语言交融和分化现象十分复杂。因此，要深入揭示语言内部规律、厘清各种语言关系、深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必须坚持多元的方法论、通过多角度观察、使用多种方法揭示语言的奥秘。</p>

    坚持多元的方法论

    语言研究的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是在不同时期、依不同国度的特点产生的，各有长短。对语言研究者来说，使用何种方法存在选择性。比如，在分析汉藏语的语音结构时，笔者习惯使用传统的声韵调分析法。因为这种方法有明确的位置概念，便于揭示音节内部各成分的关系——包括共时的结构关系和历时的演变关系，它比辅音元音的音位分析法更适合汉藏语的音节特点。</p>

    不同的研究方法是互补的，都是应某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各有其某一方面的解释力，不能互相代替，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语言研究的方法。所以对待不同的方法要兼容并包，不能以一方之长贬一方之短。同时，即便是在语言学史上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随着新事实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也会暴露出局限性，需要进一步修正和补充。比如，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基础上产生的，在运用于原始印欧语语音的构拟和确定印欧语的历史关系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用它来研究汉藏语却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汉藏语不同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的界线难以区分，无法用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来证明同源关系。如壮侗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一直得不到解决，主要就是因为分不清哪些是同源词，哪些是借词。多年来，中国的汉藏语言学家在寻找解决汉藏语系属关系的研究中做了各种方法上的探索。有的提出通过“深层语义”研究法来寻找汉语与壮侗语的同源词，有的主张通过词汇有阶分布的研究论证语言的联盟关系，等等。但汉藏语的系属问题至今还是一个&ldquo;悬案”。</p>

    充分使用不同语言的&ldquo;反观法&rdquo;

    我国的语言类型丰富、特点殊异，有着发展语言学取之不尽的资源，是提炼语言研究理论、方法的宝地。利用不同语言“反观”，也是深化语言认识的重要途径。在语言研究中，可以使用“反观”的方法从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的相互映照中发现隐性特征。</p>

    汉语与非汉语之间，隐性特征和显性特征的分布不平衡，汉语里的隐性特征在其他语言里有可能是显性特征，反之亦然。如景颇语在语法形态上有个体名词与类别名词的对立，但汉语没有。所以，景颇语类别名词的显性形式有助于启发思考汉语名词有无类别范畴的问题。</p>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通过非汉语和汉语相互反观是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运用&ldquo;反观法&rdquo;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反观：同源关系的反观与非同源关系的反观。</p>

    同源关系的反观，是指所比较的客体在历史上存在同源关系，即现在的形式和特征都由古代的一个共同&ldquo;语源”分化出来，有着共同的&ldquo;基因”。这种同源关系在不同语言中都有规律可循，可以通过比较确定先后串成一条演变链。如汉语和非汉语使动范畴的反观就属此例。使动范畴是汉藏语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原始汉藏语就有的一个语法范畴，但后来由于不同语言在演变速度、演变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其在各语言中存在共时的差异。在现代汉语中，使动范畴主要是通过分析式手段表达的，屈折型使动词所剩无几。但在非汉语的亲属语言里，则保留了大量的屈折形式。</p>

    这些屈折形式虽然包含了各种语言后来的各自创新，但在总体上都是原始汉藏语特点的遗留，通过比较能够追溯到其最初的形式。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早期使动范畴的特点及其后来的演变有重要的价值。通过语言比较可以看到，汉语和藏缅语的使动范畴，都是从屈折型向分析型转变的。这是共性。但不同的是，汉语走得快，屈折型使动词大都已消失了，分析型表达形式大量发展。而藏缅语还保留着不同语音形式的屈折型使动词，相互间还有语音对应规律可寻。</p>

    用非汉语反观汉语，使动范畴的研究至少可以形成两个认识：一是使动范畴在汉藏语可以推至原始汉藏语阶段；二是汉语与非汉语在使动范畴上有同源关系，汉语在更早的时候有更多的屈折型使动词。</p>

    非同源关系的反观，是指所比较的客体或专题在历史上没有同源关系，即没有共同的&ldquo;基因”。相互间有共同点或相似点，在演变上可能也会有相同、相似的规律，但这属于类型学的问题。</p>

    以OV型语序和VO型语序的比较为例，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是OV型语序，其蕴含性特点不同于汉语的VO型语序。前者是后置词型，后者是前置词型。前者宾语的语义简单，后者复杂。表示句子成分的关系，前者靠形态，后者靠助词。阿尔泰语系和汉语无亲缘关系，但OV型和VO型语序在关系上则存在一些对应。</p>

    又如，汉藏语普遍有四音格词，但阿尔泰语、印欧语等则没有或者少有这种现象。那么汉藏语为什么存在四音格词？我们通过对汉藏语诸多语言的比较，发现不同语言的四音格词在形式、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特点，但找不到相互间的同源关系。总的看来，缺乏形态手段的分析性语言，一般比形态手段丰富的语言更易于产生四字格词。由此可以推测，汉藏语普遍存在的四音格现象，并非来源于原始汉藏语，而是各种语言后来各自形成和发展的结果。</p>

    重视研究语言接触关系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吸收别的语言成分来丰富自己，甚至局部改变自己的特点。比如，白语、土家语中的汉语借词在常用词中已超过50%，壮语、苗语还借入汉语的少量语序和虚词。中国语言的系属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弄不清借用与非借用的关系。</p>

    语言接触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带有很强理论性的一个大问题。这种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的30多年，语言接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建立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包括怎样认识中国语言的语言接触问题；中国语言接触具有哪些共性和特色；怎样根据中国语言的特点进行语言接触研究；怎样区分语言接触与非语言接触；等等。</p>

    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还有大量未知领域，深入语言生活、做广泛的语言调查，对发展中国语言学研究也有重要的价值。</p>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