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帽回回——河南开封犹太人故事

　　从考古遗迹上讲，虽然早在公元八世纪用希伯来文字书写的书信和祷文就在新疆和阗和甘肃敦煌出土（图二），但现存开封博物馆的《重修清真寺碑记》可说是犹太人定居开封最为确凿的证据。从这通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的碑文可知，开封犹太人至少自北宋年间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当然，根据《重修清真寺碑记》碑阴的铭文《尊崇道经寺记》（成于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所载，有开封犹太人“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的说法。再据现只有存于罗马的另一通《重修清真寺碑记》（成于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的碑文拓片，这支犹太聚落后来还自称早在周代就来到中国：“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但是我发现，这正如古史辨学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说过的法则，越是时代晚近的说法就越是把年代提前。有人推测，开封犹太人新开此说只是为了证明他们来到东土时间很早，以防周围汉人和其它民族的歧视，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防卫而已。

　　当然，开封犹太人在明末耶稣会士提及之前一直未曾听说“犹太”一词，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另外也没有庆典“光明节”的习俗，这些蛛丝马迹的差别表明他们可能会是在颇早的时候便已脱离犹太文化的中心，而且其后也没有与之取得联系。不过也有可能是在来到中国之前先于其它地方停留了很长时间。有人根据《重修清真寺碑记》上记述的“出自天竺”一语认为他们是先到印度，而在其后一千年才动身来到开封。在没有更多史料的发现之前，颇难置喙。

　　开封犹太人聚落的起源或许不好探究，但这个聚落的凋零却尚可追寻。

　　开封在北宋年间是王朝的都城，极尽繁华之能事。这在《清明上河图》中的图像和《东京梦华录》中的文字我们可见其盛。根据《重修清真寺碑记》所言，宋代的开封犹太人应该也是相当活跃和兴旺，否则在他们“进贡西洋布于宋”之后也不会惊动身处盛世的皇帝对一外来小族发出“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这样的敕令。这无疑是对开封犹太人的合法移民定居做出的最权威的背书。有了这道护身符，历史上一直被许多民族和国家驱赶追杀的犹太人，其感激涕零的心情不言而喻。公元一一三四年开封犹太人建立教堂时，其时开封被女真政权的金王朝占领，宋王朝已南逃偏安于一隅，按照纪年习惯，应记为金大定三年，但他们却在明代的碑记中记载“宋孝龙兴元年，癸未，列微伍思达领长其教，俺都拉始建寺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央政权对一个弱小民族的些许关爱，几百年后还被后者回报于细微之间，这不能不说是民族政策的一项成功。

　　元明两代，开封的犹太人逐步进入了汉民族的“主流”社会。致仕从官，经商为医，史有明文，不一而足。有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实力，犹太人聚落才得以生存延续。

　　开封的犹太教堂于宋龙兴元年始建，元至元十六年重修，明朝又重修。但是后来却有了大的曲折。先是明天顺五年黄河发水，淹没教堂，只有殿基尚存。但当时开封的犹太人实力尚可，踊跃捐输，“复备资财，起盖深邃，明金五彩妆成，焕然一新”，“外作穿廊，接连前殿，乃为永久之计”云云，弘治二年碑上的这些记述应不是夸大之辞。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中现有复原模型，如有幸前往一观，当信此言不虚。

　　其后，据一六六三年的《重修清真寺碑记》所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久攻开封城不下，乃决黄河水倒灌开封城。使当时开封城中的几十万居民尽为鱼鳖，近三千人的犹太聚落毁于一旦。“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家，流离河朔。”

　　黄河的一次天灾，一次人祸，尤其是后者，使开封的犹太人聚落大伤元气。尽管后来部份灾民返回家园，大部份散失的“脱拉”等经卷陆续修补（《重修清真寺碑记》碑文有“编序次第，纂成全经一部，方经数部，散经数十册。缮修已成，焕然一新”等记载），但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开封犹太人便是从这时逐渐流散各地，近年来，远在云南和台湾都找到了零星的犹太后裔。而对于犹太教义的理解，开封犹太人此时已经日渐浑沌。这从清初耶稣会士在和开封犹太人接触之后写往教廷的通信中可以看得颇为明白。

　　到了清朝末年，连年动乱，开封地处中原必是首当其冲。这时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持续教务，而是怎样求生存了。到了后期，散居在犹太教堂附近的贫苦犹太人甚至将教堂的屋瓦和表层地皮出售度日。

　　一八五零年，开封犹太人最后一位“拉比”去世；跟著，“脱拉”再接二连三地售与外人；到一九一四年，开封犹太教堂地产悉数卖给当地的安利甘教会。拉比的去世、“脱拉”的流失，教堂的出售，作为犹太宗教的有形代表：神文、神职和神所都已不复存在。从这时起，开封可以大体上说：只有犹太人，而无犹太教。

　　本世纪初，当上海的犹太社区知道开封犹太人的悲惨状况，曾组织“中国犹太人救援会”。实际上，此时上海的犹太社区，基本上是由来自中东的犹太人组成，与开封犹太人并无近期渊源。他们写信叫开封犹太人派遣适当人选到上海来学习教义，并筹措资金以帮助他们的生活。另外还致函伦敦的犹太人委员会，希望得到帮助。至为遗憾的是，当时正值俄国政治局势恶化，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的俄国犹太人逃亡到欧洲各地，委员会已经是财务捉襟见肘，无暇他顾。上海犹太社区的呼吁未能得到积极的回应。

　　但从本世纪初，上海“中国犹太人救援会”一直十分关切开封犹太人的处境，认为解救开封犹太人至关重要，并把到上海来的几个开封犹太人安排在沪就业。可是到三十年代初，上海犹太人组织发现，此时的开封犹太社区的宗教生活已根本不复存在。

　　中国政权在一九四九年易手的前后，上海的犹太人大多离境，迁居到以色列或是美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投奔到上海的个别开封犹太人只好回到祖居之地开封。

　　实际上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开封仍有几百名犹太人居住在原开封犹太教堂附近的犹太聚居区。饶有兴味的是，一九五二年，一位艾姓犹太人曾代表开封市的犹太人到刚刚建立政权仅三年的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大会”，还与新政权的首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握手致意。或许当时离被承认为一个单独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新政权下，一切要求整齐划一，开封犹太人仅存的一点点民族特征也就丧失殆尽。当然，也有坚持其犹太身份的人，他们在当时通行的户口簿上“民族”一栏上仍然填写“犹太”，不过仅此而已。

　　所幸的是自五十年代起，开封犹太人数量太少，而且日渐萎缩，他们并没有受到以犹太教为由的歧视。开封的部份犹太人在这几十年间也有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大都是与汉人同样的遭遇，如成份划为“资本家”，在反右运动中定为“右派”，在文化革命中被打成“叛徒”、“特务”等等。随著政治的反复，他们同样受到“平反”、“昭雪”和补发工资的安抚。而如果受到青睐，也是由于政治上与政府靠拢，而绝不是象其它一些少数民族人士由于民族背景而得到象征性的地位。开封犹太人中有多位参加了共产党，有的还在政府部门工作。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烂污拆得最为荒唐，各个宗教团体都在一起“活动”，不要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归在一起讨论文件，就是道士和和尚都是分在同组学习社论。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到五台山进香，显通寺后院打坐的和尚还在抱怨前院的喇嘛做法事声音太大。耐人寻味的倒是，中外历史上打得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各派宗教，这时都不计前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就犹太教本身作为宗教而言，由于规模过于微不足道，反而幸免于难。不过经此一劫，“文化革命”之后的开封犹太人更加搞不清楚自身的来历。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文化革命”的动乱之后大学又开始招生时，曾有一位女学生因其回民的少数民族背景而被招进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一位学者，才明白家庭的身世原来是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犹太。这也说明当一个少数民族身处于“主流”民族的团团包围之中，如果丧失了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传统，即便是象犹太这样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顽强民族，也无法抗拒同化和融合的归宿。

　　血浓于水的犹太亲情始终在激励著境外的犹太社团试图帮助开封犹太人。不过“形势比人强”，外部与内部的因素都不是作美的时机，这一厢情愿的单纯愿望实现起来却并不一定容易。前些年当我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在兼职主持中国犹太研究所的丁爱伯教授家中作客，他对许多努力的无疾而终也只有抱一份无奈的惋惜之情。然而犹太组织能够对“素昧平生”，几百年，甚至可能一千多年前与之失去联系的手足仍有如此的关怀，这不能不让人感动。凭著这份关怀，你能感到一个失去祖国几千年的民族的生存之道。

　　开封犹太人的聚落毕竟已经是历史陈迹了。如果没有奇迹的发生，即使开封犹太人残存的后裔坚持其文化和宗教的传统，也绝对很难避免式微的命运。然而从北宋年间算起，开封犹太人的聚落与犹太文化中心几乎完全隔离，而且地处汉文化浓烈的中原地区，至今业已坚持千年之久，实际上开封的犹太人早就创造了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