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宁波钱币收藏

宁波钱币文化历史悠久，收藏研究钱币人才辈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就涌现了如郑家相、张■伯、陈仁涛等名家，他们一起钻研泉学，“朝夕讨论，深夜不倦”，并相约在民间贴广告、发传单征集珍稀钱币，随后遍游沪、杭、平、津，访问各地同好，鼓励泉学兴趣。

如今宁波的钱币收藏研究者就更多了，宁波市钱币学会成立于１９８６年，至今已有２５个年头，今年１０月召开了第6次会员代表大会，已吸纳团体会员２５家，个人会员１３０多人，收藏研究钱币蔚然成风。

宁波钱庄业曾是重要的文化景致

宁波有句老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指的是宁波江厦街一带在历史上钱庄林立，金融业繁荣发达。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宁波江厦街一带有１６０多家钱庄，而且这些钱庄还向北京、上海等地拓展。当时宁波是东南一带惟一的金融中心，钱庄多过米店，繁荣程度不亚于后来的上海外滩，始建于１９２６年的钱业会馆是宁波钱庄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如今这种盛景虽然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宁波历史上的钱庄业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保护、开发与利用。宁波钱庄业倡导的“重然诺”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去弘扬，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的第一句话，即为“大信不约”。宁波钱庄从山西票号、外国银行拆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放款，只要钱庄认为借款商号信用良好，放款时不论款项多大，都不需要任何抵押品或担保，而仅凭信用行事。作为“百业之首”，它更注意信用，维护本行庄的良好形象，故有“信用码头”之称谓。

宁波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庄在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山西的票庄至今保存较好，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山西平遥古城里就保留了许多钱庄和票庄，而宁波钱庄却风光不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宁波的钱庄文化遗产留存至今本来就十分有限，如再不加以发掘与保护，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荡然无存。笔者曾发现某金融机构差一点把民国时期宁波某钱庄遗留下来的账册当成废纸卖给破烂王，幸好被及时阻止，才没有成为遗憾。在旧城改造工程中也有一些与钱庄相关的遗存被清理掉了，这是一个应引以为戒的教训。

对宁波钱庄文化的保护与利用迫在眉睫，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应筹建一个宁波钱庄博物馆。在钱业会馆筹建宁波钱庄博物馆比较合适，也可以另外选址。原有的宁波钱币博物馆应充实藏品，重新布展。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宁波钱币博物馆建设的支持力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现代的博物馆已经不是单纯的收藏机构，它越来越重视服务区的建设，因此应通过与学校教育、科普、旅游的结合来更大地发挥它的作用。在具体的陈列手段上，可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如配置模拟声控、触摸式电脑导游系统等。经营管理博物馆的方式可多种多样，如国有民办就是一种值得探索的新方式。

其次，应重视钱庄遗存的调查保护。宁波的钱庄在鼎盛时期多达数百家，现在所剩无几，实在太可惜了。宁波的钱庄遗存到底还剩下多少？没有人做过专门调查，建议有关部门就此做个详细调查，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遗址应及早保护、维修。另外，对宁波钱庄的调查也不应只局限在宁波市区，而要把范围扩大到全大市。

第三，要大力搜集钱庄文物。留存下来的宁波钱庄文物越来越稀缺了，但留在民间的好东西还是有的，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另外，在宁波的一些古玩市场上，也经常发现钱庄汇票、商会钱币、钱庄招牌等文物，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征集。

第四，应健全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政府应鼓励社会热心人士捐献文物（包括各种钱币与钱庄文物），并制订和执行有关的奖励政策。据笔者了解，社会上有许多热心人士，他们很希望把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物捐献给国家，为这些文化遗产寻找一个好去处，但由于有关政策与法规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捐献者的愿望往往不能顺利实现，甚至有人还因为捐献文物而遭到非议，这打击了一部分捐献者的积极性。宁波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市，必须制订好相应的政策与法规，使人们捐献文物有章可寻，有法可依。

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强宣传教育，扩大宁波钱庄文化的影响面；要广泛开展宁波钱庄文化研究，宁波市钱币学会已把宁波钱庄、商会钱币研究作为研究重点，希望引起进一步重视，如是否可依托高校筹建宁波钱庄文化的研究所，开展宁波钱庄文化的专题研究等；要传承弘扬宁波钱庄文化品牌，大力发展钱币文化产业与金融文化产业。

保护好一处比较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常常可以起到树一种形象、引一批游客、进一笔资金、带一方产业的作用。宁波悠久而独特的钱庄文化，无疑是宁波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代表，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开发，是文化自觉的需要，也是支撑“历史文化名城”的需要。

宁波是“海上钱币之路”始发港之一

从北宋开始，历经南宋、元、明、清，宁波长期充当了“海上钱币之路”始发港的角色，这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宁波为我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和货币文化输出的始发港之一。”林士民、沈建国在所著《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中指出，“以这条友好之路为纽带，从明州（宁波）港出运大量货币，货币（钱币）流通同世界各国地区通商贸易同时展开，这为建立东方独立的货币体系作了准备。”

自汉至唐，中国钱币对外交往基本属于文化交流上的意义，没有经济上的作用，但到了宋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入藩者非铜钱不往，而藩货亦非铜钱不售”。宋元时期，朝廷一改历朝铜钱禁止出口的禁令，在北宋初期和宋神宗时，政府允许铜钱作为商品出口，这样，中国钱币随着日益繁荣的贸易交往而被源源不断地输往其他国家。而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越南、朝鲜、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因自己不铸钱或少铸钱，或因为本国币制紊乱、铸钱质量低劣，皆乐于使用中国钱币。尤其是日本镰仓时期（１１８５年－１３３３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铜钱需求十分迫切。

中国历朝政府虽然大多禁止钱币外流，但事实上禁而不止，始终在外流。原因很简单，自汉代以来伴随“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钱币一方面是国际硬通货，作为商品的媒介物，在东亚、东南亚可以流通；另一方面中国钱币也是一种纯粹的商品，可以赚取高额利润。

中国铜钱从宁波港出发输往东亚和东南亚，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其流通界起着主币的职能，有效地克服了东亚与东南亚诸国因技术和资源限制而不能完全铸造流通所需货币的矛盾。

从秦汉直至隋唐、五代的千余年间，在越南地区所使用的钱币，是中国各代王朝所通用的钱币。不仅如此，直到１０世纪中叶，越南建立了独立国家以后，中国钱币仍在越南大量流通使用。２０００余年来受中华文化影响，越南历代钱币从形制、工艺，到文字、书法艺术，都与中国钱币如出一辙。日本把中国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在北宋时已开始，如在崇宁年间，三次往返于明州与日本之间经商的李充商团和朱仁聪、孙忠、周文裔等商团，向日本输出的主要商品包括瓷器、丝绸及铜钱等，这种商团活动在北宋载入文献的有７０多次。公元９５８年，日本天皇朝廷发行了最后的货币乾元大宝，到江户时代初期的１６３６年，宽永通宝再度问世，几近７００年间，公币发行几乎为零，仅在明代中叶由长崎府仿照中国唐宋年号钱铸造了一批贸易钱，如祥符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等。中世初期，日本社会一度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这当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中国铜钱以“渡来钱”方式走进日本，成为日本市场的流通货币，而且持续５００年以上。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中国铜钱大量流到日本的作用时说：“这笔钱币，对于日本国内钱币的流通，当然发生了很大影响，在日本货币史上和经济史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中国有一些钱币，其流往异国，主要不是作货币使用，而是起一种文化交流、仿效和鉴赏的作用。如中国铜钱流到朝鲜，一开始并没有作货币使用，而是“藏之府库，时出以示官屑传玩焉”，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历史上的爪哇，在通行中国铜钱的同时，在宗教仪式、中式医药、民间风俗等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方孔圆钱。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国上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习俗，即把铜钱视作护身符，一种宗教仪式的神物，这种情况有点像古代中国先民对玉、贝币的崇拜，也有点类似后来中国的厌胜钱。

历史上从宁波港始发的船只不计其数，到底有多少钱币外流很难统计，但可以从政府规定合法携带出境和非法外流的分析中略知一二。鉴于明州商人携带铜钱去海外经商增多，１０７９年朝延规定，商人去高丽贸易资金达５０００缗者（“缗”为货币单位，１缗为１贯，１贯为１０００钱），须向明州市舶司登记、具保，领行照，无引照者按走私论处。次年，又规定，惟限明州市舶司可签发去高丽、日本贸易引照。１０８５年，再次规定，非明州等三市舶司，不得签发去南海诸国的贸易引照。这个５０００缗，可以理解为携带铜钱的贸易资金。时人包恢在他的《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中称“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可以说明当时铜钱外流的严重情况。按每枚铜钱４克计算，５０００缗即２０吨。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宋神宗元丰年间（１０７８年—１０８５年），全国各地钱监每年铸钱总量为５７０余万贯。

按此类推，如果每家商户去境外按朝廷限制的５０００缗携带，全国各地钱监一年钱币的铸造总量仅能供１１４０家商户使用，从中可知从宁波港外流的铜钱数量之巨。难怪宋代铜钱年年禁止外流还是年年闹钱荒，即便增设钱监大量铸造铁钱，从宋徽宗朝开始铸“崇宁通宝”当十大铜钱，还是弥补不了流通需要。南宋后期，日本船舶每年到庆元（宁波）的不下四五十艘，这些商船“所酷好者，铜钱而已”，“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淳祐二年（１２４２年）７月，日本一次就从中国运走铜钱十万贯。目前在日本已有１８处出土中国钱币，共５５．３万枚，其中北宋钱币占８０．４％，元丰、熙宁等１２种年号钱，约３６万枚。

宋时，对滞留宁波的日本、高丽等外国人，诏令除每人日供米、钱外，“及归国，（每舶）则又给回程钱六百贯，米一十二硕。”这是合法外流的钱币。历史上从宁波港私运出境的钱币数量更大，这从１９７６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底打捞出的一艘元代沉船上的钱币可以略见一斑。考古学家证实这艘元代沉船是从庆元港始发的贸易船，一次就打捞出中国古代铜钱４７０箱，重２２吨。

１９６８年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市一次就发掘出３７．４万枚“渡来钱”，由此可见渡来钱数量之大。有日本研究者推测，运到日本的宋钱，约占中国宋钱铸造量的十分之一。渡来钱的使用不止于货币，铜钱本身可以熔化作为建材。东京近郊的镰仓大佛约建于１３２５年，多位日本学者在对大佛材质作化学分析后指称，其各种金属比例与渡来钱几乎一致，大佛极有可能是用宋钱化铜铸造的。

此外，宁波港在对外贸易交流中，也输入了大量东亚与东南亚诸国的货币。“在中国明州港，仅镇海港区内一地出土日本‘宽永通宝’３２９枚，大量出土事实表明已流通到中国的沿海港城。在宁波地区发现的朝鲜常平通宝名类繁多，因重量、质量上似乎要比越南的‘光中、明命’钱好，故民间乐于通用；在明州港出土了２０余种越南钱币，大多为明清两代所铸钱币，镇海港区一地出土２１６枚，证明了越南钱币不仅国内流通，在与中国港口城市贸易交往中也在流通。”（林士民、沈建国著《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货币通过“海上钱币之路”的输出，对确立以中国货币为核心的东方独立货币体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些从中国输出的钱币对促进输入国贸易活跃、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直接促使中国外贸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国钱币的输出，虽造成了国内的钱荒，但在商品交往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化进步。这些国家从使用中国钱币，到仿铸中国流通钱币，从而在一定地域内正式形成了以方孔圆钱为代表，钱币名称沿用“通宝”钱制，铸币标准、大小依照中国小平钱，钱文用汉字，铸币取材以铜料为主，大小、厚薄、规格、质地与中国钱相似的东方货币体系。这是中国对世界货币文化的一个杰出贡献。

浙东革命根据地货币极富地域特色

１９４１年４月，日寇的铁蹄践踏我浙东大地，浙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三五支队”（后改称新四军浙东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过４年的艰苦斗争，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１９块解放区之一。

１９４５年４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日本侵略军苟延残喘，沦陷区伪币恶性贬值，物价飞涨，严重威胁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稳定物价，浙东行政公署成立了浙东银行，发行纸质抗币，有“壹角”到“壹佰圆”七种面值，维持抗币“壹圆”接近食米一市斤的币值，受到根据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在流通中辅币不足，找零困难，部分县区发行了浙东银行支行币地方辅币，品种繁多，达百余种。

浒山区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日，在现今的慈溪市浒山镇解放中街５２弄９号高伏大铜匠店内浇铸镴质小抗币一套３种，面值为“壹角”、“贰角”和“伍角”。该镴质抗币为圆版状，青灰色、有廓，镴币正面的上缘为楷书“浒山区临时辅币”币名，中间为竖写币值，两侧分列“抗币”两字，下缘为发行年份“１９４５”，系铅锡合金（浙东民间称这种合金为“镴”），背面无文字。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初，我党为避免内战，按照国共《会谈纪要》精神，新四军主动撤出浙东根据地。临行时，银行大量抛售库存大米和其他物资，回收抗币并就地销毁。浙东抗币发行仅半年时间，浒山区镴质临时辅币的流通时间在２０天左右，是珍贵的革命文物。鑞质抗币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曾被著名钱币专家马定祥先生称为“浙东一绝”。该币虽然是浒山区署发行的地方抗币，但实际上当时由于区署所在地是浒山镇，而鑞币的发行、流通时间又很短，主要投放在浒山镇区域。鑞币发行、流通弥补了当时浙东银行抗币辅币的不足。抗币是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组成部分，从货币的种类上来看，为冲破日伪的经济封锁，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浙东根据地货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浙东抗币短暂而繁荣，是中国抗币中的风采一族。

（鲍展斌  作者系市钱币学会副会长，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