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端，革命派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民族建国”，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统一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结合“大群”；而为了结合“大群”，又必须寻找一个“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这就是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爱国主义或祖国主义。
20世纪初，在祖国面临瓜分沦亡的危急关头，为唤起“我同胞之国民”，共同救亡图强，以寻根方式重现黄帝伟大印象，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近代民族意识，是当年革命派进行启蒙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宣传工作重点之一。
1903年夏天，在革命“排满”声浪日趋高涨之际，刘师培以“无畏”署名，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力主以黄帝纪元取代清朝正朔。他认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几乎就在同时，《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且公开改用黄帝纪年。同时，陈天华的通俗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较早刊登黄帝画像，并且纵情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更使黄帝广泛地深入人心。
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夕，宋教仁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之前身)，也采用了陈天华所刊登的黄帝画像，并且配以题词：“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帝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亡其祖！”1908年，东京同盟会总部在武装起义迭遭挫折之余，仍然遥祭黄帝以鼓舞党人斗志。文云：“我民族屡绝，屡振，即仆复举，卒能重整金瓯，莫非我皇祖之灵默相而佑启之也。”
应该说，黄帝作为源远流长且为亿万国人所认同的文化符号，对于同盟会的建立与辛亥革命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民国的建立与共和国观念的深入人心；却忽视其作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肇始地位，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构建的关键性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排满”与民族运动》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无非是‘以排满为名’，而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之实’。”因为，孙中山早在1906年就已说得很清楚：革命党人之所以要“排满”，是由于“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以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分作两次去做”。辛亥志士们的“排满”，即排这个反动政府以及“满人之与政府相系者”，若“汉官之暴虐者”甘为“彼政府用”，“则排之与满人等”。
及至民国政府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国族整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国，如今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稍后，又再次强调：“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炳，还我国人，五大民族，一体无猜。”从“排满”到“五大民族，一体无猜”，目的就在于以民族政策调整促进近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中华民族的逐步整合。与此相应，黄帝这一文化符号越过“排满”的藩篱，转变成为“五大民族”的共同祖先，这也就是历届国民政府，特别是陕西省政府，每年隆重举办公祭黄帝大典的由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在《祭黄帝文》中赞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并且表达抗战到底决心：“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抗战。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其实，清王朝从顺治开始已经不断祭祀黄帝，但这只不过为了借文化认同说明自己取代明王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与民国政府提倡的“五族共和”存在着实质差别。所以早在1908年同盟会祭黄帝文即斥其为：“盗踞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并且宣言：“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同盟会和孙中山倡言“排满”，但从未宣传种族仇杀，而革命团体中也多有满、蒙爱国志士。这就是辛亥革命何以能够经由谈判和平解决清室逊位的思想铺垫，也是黄帝文化彰显其涵化融合功能的表现。
我历来提倡“尊重历史，超越历史”。黄帝文化本来就是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和社会进化而不断吐故纳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世界已联为一体，人类休戚与共的今天，我们应该把黄帝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开放而又前瞻的思维态势，对内紧密团结国内各民族，对外与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同心合力，努力构造一个祥和幸福的新世界。（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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