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歧视与民族隔阂，主要是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在各朝各代，各民族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朝代公然将人按民族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这滞阻了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进步。当历史的脚步跨人近代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喊出了民族平等的口号，这是中国民族关系上极为重大的事件。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属性，这些口号和主张，只有政治和理论意义，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体现，民族压迫和歧视仍在进行。后来蒋介石甚至不承认在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这一客观事实。
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民族观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高高举起了民族平等的旗帜。在1922年党的二大文献中，提出了基于民族平等原则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其后的革命战争岁月，民族平等的原则一直相伴着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实践。
毛泽东1939年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这客观地表述了中国民族构成的实际，对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肯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中，进行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这包括在革命根据地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性质的基层政权。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天地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能动地运用于实践，始终坚持和发展民族平等这一原则。纵观这50多年的历程，在民族平等方面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举措：
第一，彻底地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通过社会改革，旧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制度土崩瓦解，使实现民族平等具备了政治前提。随着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废除和公有制的确立，新的民族关系出现，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共产党宣言》)。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确立并载之于法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伟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各民族从此诀别了民族压迫与歧视，跨入了崭新的时代，各族人民以平等的地位、以主人翁的身份携手并肩去建设新国家，开始新生活。
第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政治制度上保障各民族平等。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表明了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宣告了各民族都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这是对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切实保护。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条件、程序、自治机关自治权的规定，也都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新中国建立后，一个又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相继屹立于中华大地。现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有40多个行使了自治权，1．06亿少数民族的70％以上生活在自治地方。此外中国还设立了1200多个民族乡，颁行了地方法规，保障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这种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各民族的平等权利获得了政治制度上的保障。
第三，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确立了不同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归属。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民族识别上，“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经过20多年的工作，经过科学的分析并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陆续确认了中国的56个民族成分，并确定了各民族的族称。这为确认各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为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创造了前提条件。民族识别过程也是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过程。各人们共同体不论人口多寡，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只要符合构成单一民族的基本特征，便认定为单一民族。当时有的族群尽管只有一千多人，也认定为单一民族。在确定民族称谓时，对那些带歧视、侮辱性的称谓予以更改。民族识别成为我们党在民族工作上的一个创举，而且规模之大，识别民族之多，调查地区之广泛与深入，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我们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贯采取尊重的态度。《共同纲领》和宪法中都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普查的基础上，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改进了文字。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语文翻译、新闻出版、语言广播事业等都有了很大发展，充分体现和贯彻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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