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能做梦的人不能说不幸运

日前，著名作家虹影出版了她的最新作品《好儿女花》，和她的小说作品屡屡引发争议一样，她的情感生活也颇引人注目，最近虹影应邀在北大未名讲坛上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关于我的各种传言，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坊间，似乎特别多，往我头上加的各种称号也特别多，比如什么“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啊，什么“最受争议的女作家”啊，这些还都是比较好听一点的。不太好听的，恐怕就是，这个女人就是会写几个字。然后就是，她怎么就成功了呢，不就是从东睡到西吗？她现在回到了中国，从西又睡到了东。这句话其实对我是很特别的奖励。“睡”的路程是很漫长的，从东半球睡到西半球，你想想得要睡多少人啊？成千上万呐！肯定是睡不过来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若我成天就只管睡觉，哪有什么时间写字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所有这些关于我的糟透了的说法，关注我的人，肯定都还是清楚的，不会有用。但流言可怕，总会让不关注我的人上当，留下不好的印象。不过对于我来说，我真的不在意，而且我也无所谓。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童年———我的母亲因为我这非婚女儿身份，脸上便刻着红字，而对我来说，便是与生俱来的耻辱。

在我成长的那个地方，重庆长江南岸的那个地区，所有人都知道我身份秘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不喜欢我、大家都那么爱惩罚我、给我起那么多难听的外号。比如他们说，你是那个坏女人的野孩子，那个烂鞋的“丝袜子”、“梭叶子”，是四川话里最难听最难听的话。听多了，习惯了，也就变得无所谓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书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大的诱惑，也是唯一可以安慰我的东西。我还发现，写字也是很有意思的。

从小学之后我就开始在一个本子上写字，别的同学都去课间休息去室外玩时，我就在室内拿出本子写。反正同学也不跟我玩，也没有人来妨碍我。我写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观察到的事，还有我的心情。因为看见过很多人因为记了日记而受到了惩罚。本子被人搜走，就成了反革命。

我知道不能全写真的，要写假的。时间不是真的，名字也不是真的，可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写呢？我想到莎士比亚的诗集。那样的形式，没有一个人读得懂。所以我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文字，一些只有我自己懂得的文字。

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初二。

后来，我有十年的时间在路上，我写那些像莎士比亚的诗句，一行一行，越来越成熟，我成为了一个诗人。幸运的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迎来了一个艺术黄金时期，那是一个对文学狂热朝拜的时期。那时候，爱情对于我来说已经死去。我不会爱上什么人了，我就是要反叛以前所有的一切，我跳黑灯舞，看上了一个人睡一晚上觉，第二天就拜拜，解放思想解放身体。

我过了江，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站在缆车边的石阶上，多年前我生父和我母亲分开的地方，我回过头来可以看到我住过的六号院子，就是我以前生长的地方。我觉得我是爱我生父的，可为什么我没有叫他呢？我觉得我也是爱这个家的，但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那天清晨我哭得特别厉害，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我不能一辈子毫无希望地、痛苦地生活着。

这一走，我走了很久，也走了很远，我到了英国。在英国时，我经常回想的都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就是那个破旧的六号院子，想得最多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养父。

再后来，我回到了中国。那么多加诸于我头上的称号，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我想皆不准确。我若要为自己再加一个，准确一点的话，应该是：“一个诗人，一个逃亡者，一个中国人。”

不管我写什么样的作品，不管是写上海，写英国，写布拉格，还是写纽约，我写的都是故乡。我写作的任何形式，不管是长篇小说，美食小品，还是诗歌，归根结底我还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逃亡者，我一直都在逃避自己，想逃离面对的现实，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的家，所以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永远都是一个逃亡者。无论我是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我永远都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在我写长篇《好儿女花》结尾时，我做了一个梦：我回到了重庆南岸的老家，我发现我母亲也在那里。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一套房子。母亲站在窗边对我说，你看，真好，我们把所有的房间都打通了，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住进来。我朝她走去，我发现她不见了，然后再一看，下面的江水里有两只蝌蚪，一只大的，一只小的。小的对大的说，真好，上一世我是你的母亲，这一世，我是你的女儿。然后两只蝌蚪一直往前游啊游，一直游到对岸。小蝌蚪的声音、样子，都像我的母亲。

这个梦真好，能做梦的人不能说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