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与世界保持距离

韩寒转型

本刊编辑部

中国开始收获80年代——80后青年对社会发言，社会必须倾听了。这是时代的更迭，也是人生的代序。韩寒就是这一代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也许有必要首先假设，一定有比韩寒更加丰富和锐利的东西被压抑或隐藏了，但是，即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总归你不好意思说，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成果，跟它激荡的现实所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错，这是一个贫脊的时代，思想的原野上没有多少可收获的。而韩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的“青年先锋”。

2012年元旦前夕，韩寒连续发出3篇文章，表达他对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问题——革命，民主，自由——的态度。这多少有点意外，因为一直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或许觉得并没有正常讨论氛围，早已厌谈或避谈。而韩寒作为饱受关注的公众人物，直接把它们拎出来琢磨。事实证明，韩寒又做对了。接下来的反响，就相当自然了：因为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更因为韩寒对3个问题的观点，和表现出的姿态。

韩寒的观点和姿态对他个人的重要性，相当于为他重新划定思想的界面。但他并没有向社会贡献新的见解，他是在网络流行的意义上使用这三个词的，并根据他对现实的判断，推演这三个词实施起来的沙盘。他表现的，是一个80后阳光青年的率性和直觉。他没有顾及到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的痛苦反思留存的成果。如果韩寒以这样的姿态宣示他的“成熟”，如果80后“青年先锋”的天花板在这个海拔，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免感到失望。薛涌和王晓渔对此有分析，李承鹏迅速写下了他跟韩寒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以前把他“骂为公知”的一方，则开始拥抱他，称“韩寒同志”。

但韩寒是有主见的。观察了两个星期，元月8日，他又发表了一篇盘点2011年的文章。这次更直接地发今是昨非之叹，以“无情的自我批判”划出和过去的界线。他说，他曾经“在意”，“甚至不自觉的迎合”过他以批评社会获得的“赞誉”。他说，“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这除了对自己过去反叛的反叛，莫非还意味着，他要拒绝他过去以如此不诚实的态度和错误的逻辑写作获得的社会认同？

那么，以后的韩寒将会写什么，怎么写？他说：“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霸气外露的用词来猜测。放在目前的语境里，韩寒这些话也相当有分量：“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那么，韩寒确定是在走“现实的理想主义”路线了？

当然，真正的转型，也只能由他未来的作品来证明，宣言毕竟也只是此一时也。现在只能说，这个姿态是他“三篇”的延续，或者是对公众批评的回应。这个回应被王晓渔先生评价为，“直接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并且批评花果山的兄弟们不成熟。”接下来，跟“三篇”之后的反应同样的是，从前鄙视他的人们，更热烈地赞扬他告别“公知”，欢迎他“归队”。

在到目前为止的青春经历中，韩寒每走一步，都成为社会的议题，同时映衬出时代的尴尬。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在法律上刚刚有行为能力的少年，他反叛的行为给了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一记耳光。如果大学“正常”，没有一个热情向上的青年会不向往。可是，中学教育就已经把韩寒弄烦了。他拒绝高考。但也可以说高考拒绝了他。

一个中学生以他幼稚的写作叩击社会的大门，幸运的是，同样出于对教育的不满，社会是迎接他的。在承平年代，这么聪明的青年，这么早就告别了学校，相当于说，国家和社会都欠他的。但社会毕竟开始多元，赛车象征着青年的解放，这里有更多的自由和阳光。他在这个跑道上成长顺利。几年后，他成了当代青年形象的代言人，包括引领消费时尚，让广告商追捧。在他身后挤进大学的孩子们，则纷纷成了他的粉丝，他到大学演讲，是大学生们奔走相告的话题，也是电视台和网络热播的视频。

韩寒的成长路径跟过去的文人大不相同。他也不认传统体制那一套。到了三四年前，他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就会满含对文化名人的挑战甚至轻慢。他常常就是那个说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这样的形象不能不可爱。社会在呼唤这样的角色，韩寒对应上了。

以下的情况，现在看来，韩寒自己也许是不承认了，但其他关注他的人会认为：到了2008年，他逐渐“成熟”。他对时事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以尖刻而聪明的反讽表现出来。如果说少年时期，他的反叛行为反衬了时代的苍白，现在，他的批判锋芒则指向社会的腐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声望溢出了他同代人的范围，成为“公知”。

时事是时代最大的痛感所在。这令韩寒作为时评家的名声大振，作为小说家的名声反而不被提及。《1988》在青年中畅销，以上一代人话语为主的评论界却沉默不语。在时事评论以外，韩寒已经出版过若干小说。他作为文学家的成长轨迹摆在这里。可似乎正宗的评论家还不大好意思去评论他的小说，只有出版商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他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没有理由怀疑韩寒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只是随着思想的转型，他的文学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多了一层悬念。

这个萎缩的时代对韩寒馈赠太多。韩寒是聪明的，也得益于聪明的红利。对于成就韩寒的名声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成长环境，也未必样样好。今天，包括韩寒在内的新一代作家，很容易明星化。无数的荣誉和利益，有没有可能把一个作家举到不接地气的高度？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一个作家束缚在另一个有必要深入群众才能找到群众的“作协”里？那么，韩寒正在启动的转型，不仅包括被他重新表述的政治正确，还需要把一只脚站在荣誉的光环和利益的诱惑之外的努力。

任何聪明都不能超越时代。让时光倒转近八十年，巴金也在韩寒这个年龄。巴金也是从中学走向社会，他在同人媒体上写文章抨击时事的时候，比韩寒小，也是凭籍少年的直觉、热情和理想，其锐利却不输于韩寒前些年的杂文。在今天的韩寒这么大时，巴金早已完成了传诵至今的作品。在新中国到来之前，巴金思想有过“转型”，但没有像韩寒这么早“大彻大悟”。而巴金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群星中的一颗，韩寒却似乎是今日广大青年中的孤独标杆。今天的热情和理想，怎么就这么容易走到拐点呢？

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

向上，他看到因比赛封路而导致县城里的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他很茫然：原来这里有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需求？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他们。

向下，他看到(或想象着)120多层高的豪华酒店楼下有怎样的现实生活。他呆想着自己没有原罪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而“如果大家都能够(住到这里)……”

在他的“母语”上海金山话里，他的名字发音怪异，声似“元元”。他也曾嚣张：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会知道我是谁

本刊记者 张蕾 赵佳月 发自上海

2011年12月23 日6时9分34秒，韩寒发了一篇名为《谈革命》的博客。第一个发现它的可能是一个网名“冷娃”的人——至少他(她)是第一个留言评论成功的网友。“冷娃”先后评论了五条，第一句是“沙发”，第二句是抢到了沙发很感动，第三句是希望韩寒注意身体，第四句是再次表达自己的激动，第五句终于说到了正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次日傍晚时分，韩寒以罕有的勤奋，又贴出一篇博文，《说民主》。26日一大早，他再接再厉：“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要自由》。

于是便有了大讨论。

“革命”、“民主”、“自由”3个对于中国大众来说熟悉得如隔壁传来夜夜笙歌却始终不及触摸的词汇，在年末以一种空前集中的方式涌将过来。学者们开始给网民普及政论，不同立场的派系开始吵架，老百姓开始在支持、反对、将信将疑和不知道应不应该关注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3个宏大的词汇，通过韩寒这个赛车手、通俗作家、身份可疑的公共知识分子、青年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伸向民众的意识领地：一些人茫然，另一些人被或深或浅地刺痛。

“这种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讨论可能无害。”韩寒事后这样跟我们解释他的初衷。他倒是专门挑了个时机，即自己新书《青春》上市后两个月。文章是两个月前就写好的，但因为担心被指摘为“为新书炒作”，他一直押着未发。

“我还是想在2011年把这个发掉，眼看都2012了，就赶紧发了吧。”

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波澜的事。

作为另一种存在

他最艳丽的衣服大概是赛车服，通身上下五颜六色的广告logo。平时，他几乎只穿黑色。头发长了会戴黑色的曲线金属发箍，露出宽脑门，瘦削的脸有着漂亮的轮廓，眼睛鬼亮，喜欢笑，像个懂礼貌的孩子，温和而真诚。长相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总是希望在他身上寻求视觉之外的收获。

两个月前他出版了新的杂文集《青春》。封面是白纸黑字上飘过一抹绿。他否定过红色字体版本的封面设计，尽管他喜欢某高端汽车品牌和某知名咖啡品牌的标志性的红色，但他不能忍受这个颜色用在自己的作品上——“因为觉得压抑、邪恶”。这本书在上市两周后加印，并进行了微小的改版：应他的要求去掉封面“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他说，“这句广告似乎意味着本书要进行解答，其实，我不知道答案。”

这是《独唱团》之后的第二次出版。上海郊区的“韩寒工作室”内，保持了《独唱团》编辑部原样：蓝色水笔在白板上反复写了多遍：“忘掉赞美，准备第2期”。韩寒就着字体描一遍，确定那是他写下的，好像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墙上挂着被迫改成《幼稚园》后的第2期《独唱团》纸样。在这套高档小区的公寓楼内，植物开始枯萎，但依然在生长。

为了写“韩三篇”，他是读了些书的，像哈维尔、托克维尔，他是知道的。但文章一见光，他的“不读书”再一次成为天下人的共知。

十多年前，大家觉得他不上学，但读书，对世事的洞见超越年龄。上世纪90年代，韩寒随父母搬到金山县，“他喜欢读书，但毕竟家里书有限”，父亲韩仁均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韩寒得以到“少儿读书社”看书，几个晚上的阅读让他萌生自己动手写的念头：“他们都没我写得好！”韩寒告诉父亲。从此他不再去图书馆，而是每晚埋头在家写，“写了十几篇散文和小说，然后寄出去。”

十多年后，韩寒开始被人说成“无知”、“缺乏逻辑”。

“我的杂文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要坚持一点就是不用典。”韩寒在初二写《三重门》的时候还很酷爱掉书袋，“其实那些书袋都是我昨天现看的书，拿一个本记下来，要不是我哪会背得出这些话。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深刻了解那些掉书袋的人，书袋是怎么掉出来的。”

他总爱拿赛车打比方。

“比如说这个赛道可以做1分15秒，但事实上它是由天气、赛车、车手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永恒的东西来引用。你开着一台SUV在上面溜马路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这个时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书引号比较酷，表述知道的多显得自己很渊博”，“我初二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

他觉得用典过多是底气不足的表现，“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让自己的文章成为他人的典，我觉得这才更酷一点。”

在韩三篇发表之前的博文里，韩寒曾提出因为两年没有搞读者见面，所以希望大家向他提问，他汇总之后做解答。而韩三篇的确也是问答体写就。但实际上，有关宏大话题的讨论，是他早就想说的，他自问自答，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大众愿意看。

“这些东西我知道普通读者一点兴趣都没有，普通读者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看张柏芝、谢霆锋的兴趣大，你得尽量弄得让人家能够读下去。”

作家石康说过，韩寒拥有一种很实际的能力，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而那些东西多半是别人需要的。

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觉得，在遗传方面，韩寒继承了他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母亲也佩服儿子：“出名以后，这小孩一点不发脾气，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儿子一身正气，还很大气。”

这几年开拉力赛，韩寒去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镇，他愿意去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发现世界不是想象中那样。在贵州山里比赛，当地的路一封，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

“你当时是很茫然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需求，没有人问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国有3亿多年收入还不过几千块钱的人，你从来不知道那些人的需求是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用互联网。”这样的茫然感让这个出生在中国最繁华城市的远郊区的80后青年觉得，“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去设想一个国家的未来”。

“拿一个海面来说，我们只是海面上的小波浪，东风吹的时候往东刮点浪，西风吹的时候往西刮点浪，当然执政者是希望一点浪都没有很平稳地让他们在一艘游艇上享乐。但事实上，海底下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去关注过这些海底下的力量，只在那上面讨论浪花一朵朵。”

韩三篇的出现，更多地在提醒，社会中还有另外的存在。17岁的退学生韩寒曾是异类，让同龄人看到背叛中国教育的勇敢、不上大学的非主流式生存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现在，成名12年的他，俨然不得不被划分于上流社会，用笔提醒高谈阔论者，注意海底暗流。

他能感到，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是沉默的。他有时会购买《故事会》、《知音》之类的明显不符合他阅读需求的刊物，只为了看看，它们的读者在关心什么。

他承认自己有点“标题党”，韩三篇“也算不得写得很好”，他只是“不喜欢一天到晚喊大词的知识分子，喊这种词会显得很勇敢，但会造成一种负面效果：一些明显不可能做到的，成了大家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才是符合期待的，其他的期待都是没有达成目标，那人会不停地活在失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