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维生《浪漫沈从文》专访:伟大的作家不会被遮蔽

　　高维生的新作《浪漫沈从文》近日出版后，新浪、网易、腾讯及凤凰网、中国网等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纷纷推荐，在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浪漫沈从文》不是传记，也不是系统的作家论。它是一个作家对沈从文人生、作品、性格、命运的述说或评论，是对沈从文浪漫人生的感悟和致敬，这里感性的文字和奔涌的想象让我们认识了另一个沈从文。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高维生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把对沈从文的研究引向了具体可感的文艺范畴，再造和重现的秘术终于使我们回到遥远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得以和沈从文同舟，亲睹他的喜与忧。

　　沈从文是极其复杂的个案>>

　　记者：时下关于沈从文的著作可谓琳琅满目，陈列在书店、图书馆等处的显要位置，为什么想起要写沈从文，你的新作《浪漫沈从文》又是一本怎样的书?

　　高维生：一本书的形成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一个写作者在写作实践中，写出高品质文字的同时，高品质的阅读也是非常重要。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其复杂的个案，他出生在旧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自己本身又有一段旧军人的生活经历，然而他后来写出的作品却是朴素的浪漫，这一切独到的特点吸引了不少读者，一些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一直在观注和研究他。

　　我写沈从文是源于很早的时候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边城》，画面极其美丽，一条清清的河水，从那时流进我的记忆中。多年后，我开始阅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我被沈从文的文字打动，并写下了第一篇关于沈从文的文字。2001年，我终于有了为沈从文写一本书的决心，我跟随着沈从文走进了湘西世界，逃离了令人烦扰的现实。

　　《浪漫沈从文》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它集随笔、欣赏、传记于一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本。《浪漫沈从文》主要集中写了沈从文的湘西——这片土地是沈从文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

　　记者：在“五四”一代作家中，沈从文的阅读接受史耐人寻味，他在1949年以后骤然噤声，退出文坛，之前的作品也成为众人猛烈攻击对象，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文学大师文库”还是“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排行榜”，海内外学界都一律将沈从文排在仅次于鲁迅之后的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及文学大师的行列，回顾当日毁谤之深，再看今日声誉之隆，其中巨大的反差令人心惊，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高维生：这种现象在国外的作家中也有过，比如德国的荷尔德林等大师，一生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只是到了后来，终有一天被人发现，他们竟然是大师级的人物。

　　而沈从文比他们多了政治的高压，不得不放弃写作的权力，改行做了服饰研究。就是这样，在沈从文有限的创作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不可磨灭的经典作品。

　　时间淘洗掉了很多的劣等作品，沈从文文字中的原始、自由、真诚和单纯，他的作品中没有廉价的政治抒情，是文学难得的精神收获。

　　伟大的作家一直在边缘写作>>

　　记者：沈从文由“被遗忘”到今日的“一枝独秀”，对当下的创作有何指导意义?或者说，文学是为服务体制还是指向内心，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究竟是赞美诗还是纯文艺?

　　高维生：在当下我们请出沈从文，不是用他的地域文化刺激人的神经，而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路标”。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虚假的水分，细节的真实，完全来自于他个人亲身的经历和积累，他的文字是源于生命深处的情爱和呐喊，在他的作品中有生命真实的表露，散发泥土气味的语言，总是漫着诗性的灵动。

　　文学不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命令，而是人的心灵。于丽娅•克里斯特娃所说的“业绩文化”是很尖锐的一种说法，她提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文学不是谄媚工具，如果文学只是为了专门的利益服务，那么它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也就灭亡了。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师，在它的面前什么都不起作用，只有经典作品才能过这一关。

　　文学是人学，从古希腊到今天的文学艺术都是在围绕着人。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一切，好的作品是研究人的心灵，黑格尔说得好，他用了“神就是心灵”，这种说法太经典了。

　　记者：沈从文以异乎寻常的平和秉性，在庸常年代里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忍耐。在强大的生活之流中，有的人被谎言奴役而成为行尸走肉，有的人则成为孤独的秘密持有者，沈从文显然属于后者，他的不盲从、不合作真的是如当时人所说的“傻到了不识时务”吗?

　　高维生：这倒不是，沈从文是一个老实人，不让他写作，让他去考古，他不是做得非常好吗?考古工作保护了他作文学家的声名，也保护了他的文学理想和信念，不必背叛自己的灵魂去迎合大形势。

　　沈从文的坚守不是傻，而是表现了高贵的精神品质。伟大的作家一直在边缘安静写作，不是别人手中的摇控器，任人摆布。

　　一个为心灵写作的人，终其一生都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不是作秀似的表演。

　　每个年代都有其局限性>>

　　记者：伟大的作家不为时风所遮蔽，总是能按照命运的指引抵达真理。每个年代都有其局限性，当下的局限性表现在哪里?

　　高维生：今天，我们坐下来读一些伟大艺术家的传记，并不是为了消遣解闷，也不是为了廉价的励志，我们应该去观察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历史变革面前的一行一动，并以此为鉴。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需要不断地去完善，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当下的写作受到商业化的操作，同时需要面对强大的体制压力，人们失去了自我，甚至还不如沈从文写作《湘行散记》时的自由。

　　个体创作一旦向主流意识形态妥协了，或者做出了主动合作的姿态，就没有了精神的独立属性，更谈不上作品的高质量和风格了。

　　记者：另外，通过阅读不难发现，《浪漫沈从文》是一部极为抒情的作品，散文笔法和文学属性的回归，使之与学院派的书斋式研究迥然有异，二者的出发点各是什么?

　　高维生：学院派的一些研究者们在做职业工作，努力地规范，在资料中寻找、梳理，丝毫不见情感。文学则不同，它需要生活的积累，鲜活的细节和体验，当情感的浓度过于暴涨的时候，人就要向这个世界呼喊。

　　文学是创作，素材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命的感悟和追问。我抛开了枯燥、呆板的书斋式的套路写法，不囿于历史档案，我更多地是关注了人的沈从文，关注他笔下的人物的命运。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我在努力寻找一条新的写作路径。学院派的考证是在严格的框架中、规范的研究，以职称评审为终极目标。把人的情感零度进入，更多的是在梳理、归纳、整理资料。

　　在《浪漫沈从文》这部书中，情感的湿度，湮没了干燥的纸堆中的霉味。（文/盛文强）

　　【作家简介】

　　高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季节的心事》《俎豆》《东北家谱》《酒神的夜宴》《纸上的声音》等十余部。作品多见于《散文》《天涯》《作品》《文学界》《作家》《美文》《散文选刊》《青年文学》《中华散文》等刊，作品入选历年年度散文选，散文《二胡》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部分作品被译介到韩国、马来西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