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最珍惜“荣誉村民”称号

　　2008年在老县城村与群众一起打菜籽　　

　　作为读书报独家策划采写的系列报道，“作家挂职记”6月8日首期推出韩少功、张炜、关仁山三位的访谈之后，反响甚好。本期再推出叶广芩、阿来两位的挂职与“行走”经历，以飨读者。

　　叶广芩：最珍惜“荣誉村民”称号

　　叶广芩有很多头衔，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可是她最珍惜的，是周至县老县城村的乡亲们给她授予的“荣誉村民”称号。

　　离开周至多年，老县城人只要知道叶广芩回来，就会做个条幅挂在大城门上：“广芩，回家咧!”

　　她每次看到都是热泪盈眶。

　　逢年过节，乡亲们会记得给叶广芩送来山里的木耳、香菇，还有发面馒头。她觉得拥有这种感情，真是幸福。老百姓喜欢她，她也离不开乡亲们。

　　48岁才开始正式写小说的叶广芩，起步算不得早。最初的写作动机很简单，就是证明给人看。那时她还在医院当护士，没有机会写作，也没有这个意识。有一个病号，躺在病床上看杂志，看得涕泪交流。叶广芩拿来一看，说：我也能写。“我就是想证明自己也能写，没有其他的想法。”遗憾的是病人没等她写完就去世了，而叶广芩也就此打住。

　　可是就凭这篇小说，叶广芩进了报社，又进了文联，写出了《梦里何曾到谢桥》、《全家福》。照此，叶广芩的家族题材也能写得风生水起。可是她又有些不甘心。她总是想：这些等你成了老太太走不动的时候还能写，趁还能跑得动，应该多去接触些基层的东西。

　　佛坪县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有大熊猫保护基地，一些研究大熊猫的学者，都是大学生毕业后来到深山老林，一待就是几十年。没有沉下来的心境，没有对事业的热爱是做不来的，叶广芩想写写他们。就这样，给组织部和宣传部打个报告，2000年，叶广芩到了周至县，成了周至县委副书记，深入到老县城村。

　　老县城今天还存留着九户人家，它是道光年在深山老林里建的县城，现在都成了遗址。

　　回忆起刚到基层的时候，叶广芩自恃是个文化人，感觉很是良好。待一段时间后，就张不开嘴了，因为你不知来者为谁。有时候遇见一个老农民，聊着聊着，发现他还在研究甲骨文;再碰到一个老农民，是研究哲学的，两个山村老者用古体诗唱和——“民间真是藏龙卧虎啊!”她感慨道。

　　关中农村礼节很重，村民们见了叶广芩，总是停住，恭敬地叫一声“书记”。一开始的时候叶广芩以为他们找自己有事，后来才知道，这是礼貌。再往后她见了他们，认识不认识的都主动打招呼。叶广芩与老乡们在一块混，在地里戴着草帽挥汗如雨地帮着收麦子，收工的时候，心安理得地去老乡家里吃一顿饭;跟着保护区巡护员一块巡山……到现在为止，上到保护区鲁班寨最高峰的女同志是叶广芩。

　　她所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大多并不为人所知。有一次，山里开进来一辆大轿车，透过玻璃能看到车里的人用惊奇的眼光欣喜地打量着外面。叶广芩跑过去，跟在车后飞起的尘土里喊：“站住!站住!”车停下来了，说是背包探险的，要穿越秦岭。叶广芩坚决地说不行!这里是大熊猫中心区，现在正是大熊猫发情的季节……他们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叶广芩说：“我是山神爷!”

　　挂职期间，叶广芩的创作题材由家族小说转向生态小说，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态和动物保护，创作出《老县城》、《老虎大福》、《黑鱼千岁》、《青木川》等等作品。她成了老县城的一张名片，成了周至弥猴桃的形象代言人。她说，农民的感情是不掺假的，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时，村里的文化人集合起来在竹林里给叶广芩开作品研讨会。“我第一次参加农民开的研讨会，这边开会，那边妇女擀扁扁面，在竹林里说着文学吃着面，热火朝天的。”拥有这些人生的经历，叶广芩觉得是自己的福气，作品不作品在其次，难得的是这种理解和沟通。 “这是一种养分，挂职下去是体验生活，对作家是太好的施肥培土。”

　　多年来在西安的生活，叶广芩完全说得一口地道的陕西话。叶广芩说，和乡亲们接触时间长了以后，你会觉得，老百姓的智慧远远超过你，无论是生活，还是对世界的一些看法，他有他的角度，不能说谁的水平高，只是角度不同。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宽厚、善良和细致，不再是以前大而化之的，纯粹的城里人的眼光看农村。

　　有人对叶广芩说，陕西不缺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有贾平凹有陈忠实，你能写得过他们吗?叶广芩想：他们是农村这块土地浸泡出来的，是背靠。我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是面对，从语言到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比如《青木川》的叙事语言跳出陕西的范畴，用城里的语言讲述乡村故事，也是一种尝试。叶广芩说，挂职的经历使自己的写作有了灵动性。《采桑子》是挂职前和其间写的，《状元媒》是挂职后写的，人生境界不一样，视野不一样，第二部比第一部对人生的感悟更透彻，达到了一种通达的境界。创作话剧《全家福》时，叶广芩在楼观台住了很长时间，这是一部非常“入世”的戏，从1949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楼观台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回顾当时写作的经历，她仍然觉得很微妙。

　　因为叶广芩的作品《老县城》， 过去安静的老县城变得热闹起来了。“我再到老县城，看到这偏僻的小山村盖了很多奇怪的建筑，外面来的人对这块地方并不珍惜，拍戏想用什么景就用什么景。很多老乡们我见了不认识了——穿上了戏服。他们告诉我说拍一个角色一天能挣多少钱。”叶广芩说，赚钱是令人高兴的事，保护与开发，这是一把双刃剑，当地百姓没义务用贫穷为你保护这片净土。这是个令人为难的问题。

　　说到眼下，叶广芩在秦岭的最新收获是与植物学家党高弟合作的《秦岭无闲草》，两人科学、全面地介绍秦岭植物奇葩和相关人文风情，讲述植物药用及养生知识，并用温情细腻的语言，通过秦岭之草感悟人生、剖析人性。今年8月，《秦岭无闲草》首发仪式在三官庙举行。三官庙山高路远，地处秦岭深山。没有请领导，没有叫媒体，只叫了几位朋友，但是当天仍有近百名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深圳等地的“叶迷”自发赶来，跟随叶广芩徒步穿越凉风垭到三官庙8公里的原始森林。

　　写了这么多年，越写越有信手拈来的感觉，随便谈点什么，都能进入小说的境界。叶广芩说，这是人活熟了的缘故。大道理讲不出来，看山还是是山。过去看到孙梨那么朴实的语言，就想我也能说，可是说不出来，就是因为境界不到。叶广芩得出结论，人是越活越简单。活到一定程度，是要做减法的，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清零的过程。“文学能净化人的心灵，忙碌一天，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地读着一篇让人心仪的文章，融入进去，让焦燥的心放松下来，这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事情”。

　　阿来：我不挂职，我自己走

　　谈到“挂职”和“深入生活”，阿来说他始终想不明白：“干嘛那么早从生活里出来，又去挂职?”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乐趣，有些是刻意“挂职”体会不来的。而“我们深入生活，其实不见得知道我们要了解生活的什么。以为生活有什么传奇，其实没有。”

　　“加拿大有位作家叫阿塞·黑利，每本书写一个题材，写汽车史、写航空港、写医务，没听说他去挂职。挂职是进到这个行业里生活，小说主要是写人，不只是一种职业，一定把行业运作中知识性的东西写出来。”

　　但是他的车里备有登山的常用装备——边游历边写作本就是他最喜欢的生活与创作的方式。决定出发之前，先去超市买一大堆火腿、奶酪等往车里一放。在外的时间或长或短，走到哪儿困了，睡袋一搭就露营了。

　　他主张挂职不必“一刀切”，因为不是所有作家都适合挂职。必须承认作家写作的差异性，如果确实想了解某一个特殊行业的一些特殊事情，就得深入到行业中去。而就他目前写作的打算和领域，不需要任何挂职。阿来说，现在挂职鼓励作家走向基层，他倒觉得，走向高层难，走基层太容易。“如果让我挂个官职会有困难，我有交际的障碍。但和老百姓没有。百姓很容易就知道大家情感上是不是在一起;如果不是，有些人会拒绝你;如果他们认同你，就容易跟他们打成一片。”阿来觉得，自己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脑子好使，就是不擅长当公务员。他说，即便挂职，他也不会写什么官场小说，中国有一本《官场现形记》就够了，官场小说也就到此为止。当下中国的官场小说没有美感，没有批判性，只写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阴暗的心理，小说的观念小说的追求无从谈起，使人看了有一种窒息感。

　　他把自己的“走基层”称之为“取样调查”。

　　老话讲，功夫在诗外。阿来所下的是“诗外”功夫。他正在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的问题，读历史读哲学。因为他觉得，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在深入研究他们的对象，他们用什么方法?如何建立了指标性的东西?他认为，作家应该像社会学家们那样学会分析、采样。当然，阿来更多的时候读诗歌，反复读惠特曼、聂鲁达的诗歌。他记得第一次读到惠特曼的诗歌，瞬间感觉自己“不一样”了。

　　大概也正由于阿来做了太多的案头工作，掌握了足够多的材料，他的小说中除却人物关系虚构，人物发展的命运虚构，很多东西是经得起考证的。他也因此常常有写非虚构作品的冲动。有时他会想：你虚构什么?虚构会损失掉很多，包括丰富的材料、现实的信息。如果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来，可以发议论，可以非常多地使用原始材料——有些原始材料本身就很有力量。但是，他会警告自己：你还是小说家，别这么想。

　　作为小说家的阿来是可以自傲的。多年来在川藏地区生活的积累和游历，沉淀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等厚重而影响广泛的作品，也收获了《空山》这样绽放出层层绚丽的高原之花。他思索的问题，则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从某种角度说，被某些评论家评价为“不介入现实”的《空山》，是阿来“取样调查”写作的结果。“《空山》是真正介入现实的。文学是介入现实、质疑现实，甚至对现实保持某种警惕，富有批判性。可能读者对文学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无论阅读还是写作，都有逃避现实的倾向，没有对现实介入比较深的作品。”阿来说，从读金庸开始，读者就逃避现实，发展到穿越小说，跟现实距离越来越远。读作品不是介入而是逃避——这些有助于解决人生的任何困境吗?没有，只能让你短暂地忘掉现实。

　　阿来不太操心有多少读者，他认为可读性是一个伪命题。创作时应该兼顾到读者的需求，但是无法兼顾时，他断然不会牺牲自己的写作。“如果去满足想象中的读者的期待会损害我的表达，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读者永远照顾不来，有等而下之还有等而下下之。过去我们说引导，读者是希望上升的;现在读者没有这个要求，所有运动包括思维运动当中，向下滑翔很愉快。道德下滑也是很轻松的。整个社会风气、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就像青藏高原上的冰川，不是往前是往后。大概正因为看到这一点，阿来在《空山》里将故事设置在“机村”，在藏语里“机村”是根、种子的意思。

　　他“不在乎”读者，读者却没有“不在乎”他。《尘埃落定》累计印数已有上百万册。知名作家永远是出版社追逐的目标，阿来也一样。但他不太规划这些事。有出版商找到他，一而再问他什么时候出新作品。阿来说，最好别等了，我没计划，要写什么我不知道。有出版人愿意出高价预约他下一部作品，他不收，半开玩笑地说：“万一写不出来，钱又花了怎么办?”出版人紧追不舍：“我们买你未来。”阿来又说：“我又不是年轻人，我哪有未来。”

　　玩笑话只是随口说说，阿来仍然按自己的方式丰富生命。他陶醉并珍惜于阅读与行走给他带来的一切。他觉得读书思考到处行走，到了一定程度，作品自然会流出来。

　　阿来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行走，真正写作的时间很短，经常一两年两三年一字不写。但是当开始动笔，三五个月就可以完成。他颇有些自负地说：“我是才华型的作家。上天给了我才华，如果我不承认，老天爷不高兴。”他从来不对中国作家排序。但可以肯定的是，阿来是写得好的，没人能够替代他。

　　现在他又从青藏高原的植物中找到了新的乐趣。有多少人会对身边的花草感兴趣呢?大多是熟视无睹而已。但是阿来用了心思：为什么天天和它们在一起，就不认识呢?那就学吧!学起来才发现了解这些花草不容易，但他还是学下去。阿来笑道，老了老了又搞点风花雪月。他将植物的背景与自己的游历结合起来，一种植物就写一两千字，配几张照片，陆续写成了“成都物侯记”。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阿来的作品也在其中，最终落选。有记者采访阿来，当时阿来正在山上，他干脆地说，别问我这种问题。

　　地偏心自远。他觉得，在那种环境中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与他毫无关系。“得奖能解决什么?肯定有很多好处。我最想得到的好处，是把小说写得更好。得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