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中国式乡村的沦陷与重建

　　熊培云记录的小堡村影像，从宗谱到庙会，传统似乎还有延续，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图片选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这是熊培云的第四本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这本立足本乡本土记录乡村命运，由此反思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的“落地”之书。最初源自江西赣北平原小堡村的一棵大树——它延续了熊培云乡村生活的17年记忆，一夜之间，这株记忆之树被树贩子以2000元的价格买走。事件背后，隐喻着现代化挤压下的中国式乡村，土地荒芜，人口外流，环境污染，一切仿佛都置身于沦陷之中。

　　江西有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传统，作为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人文与物理要素，决定了这里的乡村样本十分中国，并具有典型性。这也成为熊培云面朝广袤中国乡土进行深思，开启对小堡村田野调查式的写作的立足点。

　　在小堡村，20多户人家的自然村依山傍水，人与动植物野生野长，在大地上遵守着约定俗成的秩序。自然灾害与战乱无法改变它们。却在现代化的强力剥夺下，被逼得步步退让。当农民工们依旧涌向城市，而城市人又渴望回归乡村式的乐活生活，叩问历史，启发当下。中国式乡村何去何从?或许，回归本乡本土，比寄望城市化的拯救更实际。

　　落地之书 从乡村理解社会和历史

　　新京报：从《重新发现社会》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思想内核一致。变化之处在哪里?

　　熊培云：二者都是对我们向历史和当下的反思和探索。前一本是从社会文化心理，探讨人应该怎么面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如何盘活自己的自由。观念的东西比较多，而乡村是一本落地的书，很具体。这次写作对我来说像是寻根，重新梳理我自己乃至一个国家100年的记忆。我调查都是在本乡本土，有时间跨度和空间感，涉及到历史、政治、国家与社会等深层领域，乡村是一个很好的入口。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做不可的。

　　《新京报》：现在的乡村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熊培云：精神上的乡村在消逝，物理上的乡村变得面目全非。我记得村头的古树，像个很具体的象征物在那里，很温馨。它见证着乡村的消逝。但是工业文明入侵后，它迅速消失了。

　　现在江西的发展也遇到问题，我一开始在写这本书的初期，没有考虑污染的问题，后来越来越担心污染对当地的影响。农村普遍没有垃圾回收站，欠缺环保意识，农民自己造成的所谓污染还是小事，往往是企业和国家项目带来的污染很大。农民在危害面前很弱势，不像城市公民有更多自我保护意识。

　　乡村失范 狂飙突进的新农村建设

　　新京报：和小堡村作为南中国的一个样本相似，何伟在《寻路中国》中也选取了一个样本，三岔村，作为北方乡村的代表，也面临着它待突破的困局。就沦陷而言，南北是否并无差异?

　　熊培云：比如在江西的赣北和赣中平原，山势起伏，水源充沛，土地适宜种植，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催生的传统文化影响深刻，农村也有历史沉积，人们多不愿迁移，而华北平原自然条件艰难一些，需要找田地和水源，人们为了求生，会经常迁移。所以对迁移本身看法不同。

　　相同的困局是有的，一方面乡村旧有的好东西留不下来，新的生活方式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可能产生沦陷之感。包括环境的污染问题。人口外流，土地荒芜，河里长满草，遍地是垃圾。古宅被卖，古树被迁移，城里的现代资本和现代文明，进入乡村，不是参与建设，而是侵犯，把好东西带走。这种沦陷感是贯穿了历史的。一百年来，乡村的财力物力人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却不回流。留下来的人素质越来越低。我在书里提出了一个鱼彀效应，鱼彀是捕鱼的工具。鱼进入篓子后，再也出不来，篓子像城市，把乡村好的东西吸进去，一去不返。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乡村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一种新的乡村失范。过去一些朴素的伦理道德丢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熊培云：现在的乡村多了一个现象，谁来帮个什么忙可能都要算价钱。有些人开始专业地做事和干农活。而在过去的集体主义条件下，大家互相帮助，算得反而不是很清楚。这是社会学上说的熟人社会陌生化。一方面，它有正面意义，是社会在乡村的分工细化。大家更注重契约精神了;另一方面，质朴的精神遗失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要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改善自己的生活无可厚非，但不能什么都变成买卖，人的交往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现在的农村建设有些狂飙突进的意思，这就是根源。推土机文化影响了中国的一切，不管是建设还是别的。

　　《新京报》：但是，从书中可看出，你并不那么悲观。乡村的发展会经历短暂的不适应状态，新的秩序还是会缓慢建立起来。

　　熊培云：这里面有个矛盾的地方，其实，即使没有新农村建设，农民也会向外跑。赚钱回家盖房子，带来新观念。一方面是延续十年前的思路，乡村真的是处于不设防、越来越萧条的状态。另一方面，这几年为了写书，我不断回到乡村，我原本以为它们会消失，但是现在发现它一直存在，并艰难地自我更新着。

　　一个好的变化是农民不再那么辛苦，他们使用机器收割播种。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出现了一批专业收割稻子的。另一方面，种地成本越来越高，有些人干脆不种地，造成了农村土地的抛荒，或者有的人去城里做季节工，一年做几个月，又回到乡下，拿钱回家盖房子，支持孩子读书。这些回乡的新农民改良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城市给他们的教益，会让他们更在乎教育和生活质量。

　　重建乡村 民间社会与就地城市化

　　《新京报》：怎样调和乡村和城市发展之间的这种矛盾?

　　熊培云：这就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和法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比，在法国的“辉煌30年”，也出现了农民大量进城，相比来说，中国农民进城比例远远不够，2002年的一个数量统计，法国的农业人口是5%，而中国农民现在还有70%之多。另一方面，城市化问题也是要注意的，优势资源过于向城市倾斜。就地城市化，县城可以消化大量农村人口，建立得好，大家没必要增加交通成本，出去打工。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还造成家庭分裂。

　　就地城市化是个非常好的出路。那么多年因为户籍制度农民进城很难，城里人想去乡下却很容易。如果农村的土地市场放开了，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比如打造农村的宅基地市场，这是可以盘活的，城里人到农村，用宅基地盖房子住。他收入高，教育程度好，能把好的东西带给乡下。所谓的见世面未必要到城里来见世面。生活好，请农民照顾孩子，打扫卫生。国家政策需要改，如果要缓解城市拥挤的状况。要打开城市也要打开乡村，这个局面是可以改变的。

　　《新京报》：这是个美好的愿景还是确实正在发生的事情?

　　熊培云：乡村也在成长，原来乡村给人恶劣和贫穷落后的印象，完全是工作的一个场所。农村也是生活的场所，是“慢”精神的象征。是国家的根源。书中，我写到储安平讲英国的感受：“英国即乡村，乡村即英国。”现在的法、英、美等国，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得特别好，但是同样没有丢掉乡村。城市人和乡村生活并不是脱节的。在国内，厌倦了城里生活的人去乡村居住，其实也把农村盘活了，这样比送文化下乡，喊口号比如说建设新农村更管用。

　　现在的乡村没有以前那么闭塞。很多地方通了水泥路，村里可以接宽带互联网，自由职业者在乡村工作，不影响工作。我就看到很多农民从广州买家具，通过互联网和物流，很便利。这是方向性的，做加法的过程。当然，如果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政府的医疗投入不能保证对乡村的公平性，乡村的重建会艰难很多。

　　在民国时，梁漱溟、晏阳初这些民间人士在搞农村建设，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在做。江西是当时的重点省，需要被建设为“模范省”。虽然后来的“乡建”失败了，但是我们可以继承前人的精神，从民间社会开始做。现在我们建立乡村图书馆，鼓励大家书写乡村历史，梳理记忆，更多的记录方法还在寻找的过程中。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雅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