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士：羌族原来是“犹太人”？

　　1918 年，陶然士进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传教和田野调查。据《汶川县志》载：“民国九年（1920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托伦士（即陶然士），群众称为陶牧师，在县城绵虒建立福音堂传教。”每年七八月，陶然士就会在羌族地区开展传教旅行，因此，他对羌族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陶然士认为川西的羌族山区就像“巴勒斯坦或中东，因为建筑是如此的相似”，平顶石头房和高塔“让人联想起这样形式的房子从小亚细亚，跨越北印度和中亚，再从甘肃到达华西的传播路径”。密密麻麻沿山脉而建的寨子，“其外观很像扩大了若干的中世纪城堡”，此景此物似乎“使人回到了大主教时代”。他认为羌族女子发饰上的银圈让西方女性的头饰“在后面掉了一大段路，没有一个欧洲人能描绘出它的天然动人处，只有心爱的情郎用他的热忱才欣赏得出来”。

　　1920年，陶然士出版专著《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较为系统地阐述他对羌族历史、习俗和宗教的研究。陶然士谙熟西南方志等地方文献，并对川、黔、滇的少数民族文化颇有兴趣。他认为最早进入四川的并不是汉族人，“汉人是较后才逐渐占领大部分四川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大量非汉族的残余居住在这里。”他所关注的羌族就是其中之一。陶然士认为，“即使这些非汉族的后代们，在今天因为环境的限制，相较于他们的‘领主’更贫困，但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没有人会瞧不起一片美丽的陈旧的瓷器，即使它的颜色可能暗淡，或边缘有裂痕，或者被钉上铆钉以防脱落。每一个种族都代表它自己的古老文明，即使他们早期的艺术、技能在汉人的侵犯浪潮中淹没遗失，但总有一种美和价值保留下来”。应当说，陶然士只看到了羌族与汉族的差异，却没有看到羌族与汉族在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融合与相互借鉴。

　　因为和羌族的交往较多，陶然士开始关注羌族的族源问题，并因此得出在他自己看来是十分重大的发现。陶然士在《羌族的历史、习俗和宗教》一书中认定羌族是土著居民，并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羌”的汉字结构已表明“他们原来即是牧人或农民”，占据的领地“向西延伸至岷山，还远至可可罗”，因此，羌族应当属于汉文献中的西戎。

　　1930年，陶然士在《工作在羌人部落》一书中又提出羌族与犹太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他认为：“他们可能是被称为‘失落的十部落’的那一种……他们在宗教的各个方面都是犹太人，除了名字以外。”进而，陶然士推论出“羌人不是蒙古族起源……他们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早期移民。”

　　1934年，陶然士在《羌族宗教的原始灵性概念》中进一步确认羌族源自犹太人的观点：“在我在四川西北羌族部落的调查工作中，我早就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羌族原本来自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二是他们‘旧约’形式的宗教代表早期的族长制类型。”陶然士认定羌人在“华西种族中是犹太人的一支。即使他们的血液里已经混合了汉人的血液，也难以掩盖这一点。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相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使得他们与其他种族明显不同”。1939年，陶然士发表《犹太人的移民：以色列人在中国》一文，将羌族乃犹太人后裔的看法予以阐释。

　　羌族源自犹太人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公认。陶然士的朋友，美国传教士、学者葛维汉曾进入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调查。在实地调查之后，结合中文文献，葛维汉撰写了《羌族的习俗与宗教》，在文中对陶然士的观点予以了反驳。他认为，“羌族的体质特征没有一条能够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说明他们是犹太人的后裔……历史、语言、习俗和体质特征这些证据说明了羌族属于藏缅支系”，并且“汉族是非常注重历史记忆的民族。他们写下了成百上千的史书和地方志……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大的族群迁徙到中国不可能不记载到史书中，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这样的资料，而种种迹象表明，羌人最早是从中国的东北部向西迁的”。

　　此外，陶然士还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继续论证他的观点。在他看来，羌族宗教习俗几乎都与《旧约》记载或西亚的某些宗教习俗相关。他认为羌族是一神论者，不崇拜偶像，如同遵守十诫的犹太人，只以白纸与白石来代表神。“上帝是圣洁的，而白石神是人类得救和祈福的根源，这就构筑起了羌族信仰之基本的真理。”羌族在高山上进行的祭祀活动、相关的神树信仰、以石头堆成的祭坛，都被陶然士视为与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传统有关，或是有其《圣经》记载根源的习俗。陶然士还认为羌族宗教职业者端公是上帝派来的除罪使者，由端公所主持的杀羊祭山的还愿活动是除罪救赎的习俗。这个观点同样遭到了葛维汉的否定。他认为：“羌族人不是一神论者，而且历来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一神论存在过。”葛维汉还列举了羌族的5个大神、12个小神和一些地方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如庄学本、胡鉴民等，也都认为羌族是多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