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注满了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谁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的民族的习俗。因为你没有走过人家祖祖辈辈经历的路，你没有处在过人家的历史环境，你就不懂得这些民族习俗产生的必然和合理。
许多人以流浪游荡来形容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有些人出于猎奇，对西藏的天葬窥伺、曝光，大加渲染，殊不知这是藏族同胞丧葬中的最高一等，是在实践佛家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
早期的蒙、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地广人稀，行数日、行数百里而不见人迹是常有的事。风雪严寒、干旱瘟疫以及频繁出没的凶猛野兽，都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成致命威胁，所以人与人的互助就格外重要。长期的艰苦与贫困的磨炼，养成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性格，那就是粗犷、勇猛、忠诚、豪爽、重义气、重友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男女防嫌、提倡贞女节妇是不可能的。有一条公认的社会规律：经济越是不发达、生产力越是低下的地方，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就越是接近原始形态。而原始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
在早期的草原民族的心目中，男女婚配交合，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所以一群之中，男人不应孤鳏，女人也无须守寡。男人视所娶之女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妻子；女人视所嫁男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丈夫。平日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自由，父母、丈夫或妻子多不干预。那么，兄死弟娶嫂，父死子娶后母就是很平常的事，不以为怪了。
藏族家庭更有兄弟合娶一妻的。虽然有贫困无力婚娶的原因，但习俗也认为这样的婚配能使一家和睦亲善，永不分开。兄弟合力经营的家庭，比起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无论是抵御灾祸、抗击侵扰，还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都要优越得多。
这些婚姻习俗，在生活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汉民族看来，觉得可笑，觉得野蛮，斥之为悖理乱伦。殊不知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时期，有过相同的婚姻制度。伏羲与女娲亲兄妹互相婚配、姜母踩着了巨人足迹心动而怀孕、孔母野合而生孔子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古老传说，正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反映。老祖宗如此，嘲笑别人何来?
当然，为了人类的优生优育，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古老的婚姻习俗应该革新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习俗自然会随之改变。
说起来，草原民族的这些习俗，也是源远流长的。
有据可查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嫱王昭君，她的故事已流传两千多年，播之诗歌，演以戏剧，就是在近现代中国，也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明星级人物。歌唱家一曲《乡恋》，竟也使她的故乡湖北秭归县闻名天下。
当年汉元帝用和亲政策笼络日益强大的匈奴，令昭君出塞下嫁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立为宁胡阏氏，次年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阏氏，是汉代匈奴对君主正妻的称呼，宁胡二字，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昭君下嫁所起的安定匈奴、安宁国家的作用。
昭君出塞下嫁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其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继立，为复株单于。汉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即，继立的单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除自己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阏氏为妻。这样，昭君复为复株单于的阏氏。
假定昭君下嫁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年龄太大恐怕匈奴单于会认为受轻视而不肯接受)。那么呼韩邪单于死时她也不过二十二岁光景，尚在青春。想必她为是否再嫁继子心里很矛盾，专为此事请示过天朝皇帝，所以才有汉成帝命她从胡俗的旨意。
昭君为复株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须卜居次，小女儿名当于居次。匈奴的居次称号，相当于汉朝的公主；而须卜、当于，都是匈奴的贵族大姓，也即昭君两个女儿的夫家。三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头五年的汉平帝元始年间，昭君的大女儿须卜居次还曾回归长安，入侍皇太后。
昭君的第二次婚姻，最多继续了十年。汉成帝鸿嘉元年，即公元前20年，复株单于死，其同母弟且麋胥继立，为搜谐单于。当时昭君的年龄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如果她还活着，仍会按照匈奴的习俗，再次嫁给继夫的弟弟。因不见记载，也就不好揣测了。
十五个世纪后的明代，漠南蒙古又出了一个美丽聪颖的三娘子。
在这十五个世纪中，中原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但从来没有停止过。
民族问题，即使在当今世界，仍是一个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棘手问题，仍是一个使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不安定的因素。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庭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这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官修史书称之为边患。其中影响最大的，先是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后来又有辽、女真和蒙古。强悍勇猛的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出奇的战斗力，无数次地入侵中原，边疆的血战，常常延续十年、数十年。
中原的各个王朝，在心理和认识上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视少数民族为夷蛮，时刻注意“严华夷之防”，决不肯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军事上，打得过时就全力征讨驱赶，炫耀为帝国的伟大武功；打不过时又纳贡称臣，演出“靖康之难”或“土木之变”的悲剧，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印记。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相始终。由于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按各自的发展轨迹时有消长，表现在近边地区也就时而干戈，时而玉帛。
汉唐时期，国力比较强盛，朝廷对付边患，用了刚柔并济的两手：大军征讨抗击外患，辅之以和亲。除了王昭君，下嫁和番的公主很多。像文成公主、乌孙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候，和亲能够使边疆地区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安宁。
这些都是汉家公主出塞下嫁。而上面说起的这位三娘子，是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三娘子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西蒙古卫拉特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当时控制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王的孙子把汉那吉。但由于钟金美貌非凡，不知在什么场合被未婚夫的爷爷俺答汗看到，惊为天人，便不顾一切地将她抢到手，成为汗王诸多妻子中最受宠爱的一个。
这个意外事件，使把汉那吉极受伤害，他不像唐玄宗的儿子寿王那样，在妻子杨玉环被父亲夺走时忍气吞声，而是一怒之下，偷偷跑到敌国明朝的边关请降。
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美丽绝伦的三娘子是俺答的外孙女儿，身为外祖父的俺答竟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原已接受邻近的鄂尔多斯部的聘礼，他们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发兵来进攻俺答，夺回三娘子。俺答自知理亏，又舍不得放弃美丽的三娘子，就使用调包计，将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改嫁给原三娘子的未婚夫。把汉那吉得知内情后，愤然地说：“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子媳妇送给别人，这算什么话!”于是率领家人，逃到中原。
以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事件为契机，关闭多年的马市竟恢复了。这可说是边疆民族史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所谓马市，是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一些贸易市场，蒙古族各部可以定期到市场上用马和羊跟明朝政府和中原百姓交换生活必需品，诸如铁器、布帛、粮食、茶叶等。明朝政府更把马市当做笼络蒙古各部的手段：哪个部不扰边，就向哪个部开马市；一扰边，作为惩罚，立刻关闭马市。
自从在“土木之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英宗皇帝的瓦剌蒙古首领也先死后，蒙古族各部又一次分裂，互相仇杀，部落人民越加穷困，缺衣少食，便常常侵扰中原；明朝就干脆关闭了所有的马市。蒙古各部生活用品来源全断，就越发频繁地进入中原抢掠，使得长城内外，几无一日安宁。
俺答汗是位有见识的蒙古族首领。他懂得要强盛必须发展经济；要想发展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离不开中原。所以，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他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西部之后，年年都要求明朝政府开放马市。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由于边患严重，巨大的军饷开支，已经达到全国一年总收入的一倍，寅吃卯粮也实在难以承受、难以支撑了。
适逢其时，出了个把汉那吉降明的事件。双方借此事进行接触，达成了协议：俺答用明朝一直向他索要的、逃往蒙古地区的白莲教首领赵全等人，赎回把汉那吉，并保证从此不再犯边；而明朝，则同意重新开放马市。
把汉那吉降明事件的次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明政府正式宣布恢复马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特地为他铸了一颗金印。
蒙汉两族百姓盼望已久的马市终于开放了。开市这一天，马市所在地大同得胜堡如同节日，一片欢腾，蒙古各部牧民扶老携幼，赶着马和羊，络绎不绝地前来贸易。江南丝绸、蒙古皮张、山西粮食、口外土产，琳琅满目，摆满了市场。汉蒙各族人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气氛友好而热烈。这时，三娘子盛装浓妆，率领着蒙古各部首领，赶着五百匹精心挑选的蒙古良马也来到大同，她是代表新受封的顺义王俺答来向明朝政府进贡的。
此后，三娘子经常到马市上贸易，曾因到宣府的张家口马市而认识了明朝的宣府巡抚吴兑。吴兑对待三娘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关怀，无微不至。特意赠给她贵重的八宝冠、百凤云衣和精美的红骨朵云裙。他们的这种亲友般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很久。明朝政府也因此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三娘子积极维护马市贸易，一听说哪个部落想进关掳掠，就事先告诉吴兑，让他防备。
三娘子与明朝结好，必然在蒙古各部中招来嫉恨，其中俺答的长子黄台吉最为激烈。只因有俺答这棵大树的保护，三娘子得以无恙，马市也能维持。俺答自己也知道，一旦他倒下，三娘子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拨给她很多兵马，另筑一城。明朝皇帝命名这个城为归化，此城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俺答去世，理应黄台吉继位。但顺义王金印在三娘子手中，没有金印黄台吉不能继承王位。而且照蒙古族习俗，黄台吉在继承王位的同时，应该继承除生母以外的俺答的所有妻子。只因他和三娘子素来不合，拖了两年才成婚，这样才得到了金印，继承了顺义王位。
起初，黄台吉还野心勃勃，企图进关南下，不止一次地挑唆并责骂三娘子，说：“老婢子手中这么多兵马，竟不敢攻打中原，真是太可笑了!”三娘子始终不为所动。后来黄台吉年老多病，又沉湎酒色，不问政事，内外大小事务全由三娘子主持，马市贸易才得以继续。
不久，黄台吉病死，其长子扯力克继承王位，仍然娶三娘子为妻。明朝政府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其后，凡有蒙古部落在边关进行抢掠，被三娘子发现，就都依照法令给以严惩，明朝边境于是得到相当长时期的安宁。
三娘子做了三代顺义王的妻子，始终维护马市贸易，维护汉蒙两个民族的友好往来，减轻了两族人民因战乱带来的灾难。所以，三娘子不仅深受蒙汉两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就连视少数民族为蛮夷、一向抱有很深民族成见的汉族士人、朝廷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三娘子的重大贡献，并为她写出赞美的诗篇。
下面就是明代大臣、有名的学者于慎行的《题忠顺夫人画像》：
天山猎罢雪漫漫，绣袜斜偎七宝鞍。
半醉屠苏双颊冷，桃花一片春寒。
三娘子嫁给黄台吉的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远离长城边关的白山黑水间，建州女真的青年将军努尔哈赤，已经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了。
建州女真，即满洲前身，是在山林大河的哺育中成长起来的，以渔猎为生。虽然生存手段与游牧民族有别，但经济形态、生活条件及社会发展进程却与蒙、藏民族大体相当，蒙藏民族所笃信的喇嘛教，对满族也有不小影响。所以，在关外时期，满族较少受到汉族文化的浸染，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特点，婚姻习俗也与蒙族相似。就是入关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太后下嫁故事发生的前后数十年里，由早期习俗所容许的收继婚、异辈婚等，也屡见不鲜。
满蒙婚俗的相通，为两族通婚联姻提供了方便。而满蒙联姻，又成为爱新觉罗氏不断壮大自己以统一女真、统一全国的重要策略。所以，不论在关外时期还是入关以后，为了这个重大的政治目的，一个又一个蒙古格格穿过草原，远嫁满洲，走进爱新觉罗氏的汗王、帝王、亲王的后宫府邸，去做福晋、皇后、王妃。
不知道三娘子能不能看到这一桩桩政治联姻，因为不知道她逝世的准确时间。不过，三娘子的故事，想必会在蒙古部落间长久广泛地流传，想必会对三十年后一个诞生在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女孩子发生相当的，也许是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