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报]

　　随着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文化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文化竞争力问题逐渐被各国重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其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自然资源。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处于提升文化竞争力，促使中国经济由产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文化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

 

 

　　如何提升文化竞争力？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文化民族主义思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抗衡外来文化的冲击。持这种观念的人，把文化竞争力看成是文化战斗力，把提升文化竞争力等同于提升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抗水平。事实恰恰相反，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和军事竞争力的提升不是一个概念。

 

　　在“经济全球化”、“数字地球”、“地球村”时代，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一样，是通过参与世界文化新格局的建构来实现的。今天，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孤悬于世界之外单独地发展经济。同样，文化的发展也不能闭门造车。地球村时代，经济和文化都必须在“贸易”中求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由此，在笔者看来，我们要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保持足够的警惕。一般说来，复兴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的说法本身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思路里常常包含着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成分。这些人认为，文化竞争力只能依靠民族传统、民族信念、民族智慧、民族根基，所谓提高文化竞争力就是提高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等等。

　　文化何以发展，“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自己的根自然不能忘记，但是，更重要的是“取今”，从现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他国的文化中汲取养分，才能革新传统文化、振兴当代文化，进而达到“别立新宗”、开创文化新途的目的。发展文化并不只是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就能做到的，而走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之路，更是要不得。

　　提升文化竞争力，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文化多元主义，许多人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发展文化的必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一般说来，文化多元比文化一元好。近代之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神经产生了刺激作用。“民族”、“科学”、“进化”等词汇的引进，带来了中国文化的飞跃式发展。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被西化的过程。一方面，近代以降，我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融合了东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还是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文化现代化洗礼之后的西方文化，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理解成西化史。文化本来就是在共生中共融，进而共进的过程，很难说，谁被谁同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只存在谁更开放，谁更愿意接受异质文化影响，进而完成自我更新的问题。

 

 

　　在文化引进，进而是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共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两难的困境中：传统文化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外来文化在中国又不能生根。在这种处境中，我们的文化一直是游移的、没有定性的，中国真正自生性的现代文化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建立起来。

 

　　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某种文化转型的状态中，当下我们的文化的诸多特征都是转型期文化的特征：（1）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与知识分子的意志形态文化、大众意象形态文化之间存在不亲和的问题。社会文化割裂为互相抵牾的3大块，知识分子没有充当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之间缓冲器、调停人角色，意识形态文化逻辑和意象形态文化逻辑脱节。（2）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脱节。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失去了固有的亲缘联系，经济上割裂为两个等级，文化上割裂成两个类型。（3）中、西文化之间存在鸿沟。西来文化浸染中国多年，但却无法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西来文化常常处于孤立独存的状态；东方文化又浮游飘零，不能为当代人真正坚守，两者互不理会，多元杂处，却不能融汇贯通。（4）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割裂。近年来各地风行形式上的祭孔尊儒，但是，真正的儒教精神却早已湮没无闻；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却无法形成合力，现代文化内部矛盾丛生，处于割裂状态，不能以整合统一的面目与传统文化对话。以上种种，都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浑然杂处、万花缭乱，却不能融合交汇的特征。

　　凡此种种，都使笔者认定，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问题是多元杂处又不能融合交汇的问题，我们缺的不是多元文化，而是在文化多元之上的普遍共识——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共识。只有达成共识的文化才是有竞争力的文化，否则就是一盘散沙的文化。没有主导精神的文化，没有大众共同支撑的文化，一句话，没有共识的文化，就不可能形成凝聚效应，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它只能导致分裂——文化价值观的分裂；导致虚伪——真正发生效用的底层文化形态和显层文化形态脱节；导致萎缩——文化因为分裂和虚伪而缺乏创造性，没有生命活力。

　　多元文化并不天然地能够带来文化竞争力。由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短时期内一连串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在大众心中成为十分严重迫切的问题，西来文化作为救命稻草为大众渴求。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获得短暂喘息的机会，大众更是掀起实验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热潮，可以说，西方的任何一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都可以找到代言人和信徒。一时间，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纷纷登场，中国社会成了各种主义的实验场，但是，“五四”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处于内战和割裂状态，中国文化依旧凋敝。这充分说明，多元文化并不一定给民族带来福祉。“五四”文化的真正问题是：有多元，却没有共识，多元反而成了文化的坏处。

　　一个没有共识的文化不可能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进而，一个没有文化共识的社会也就不会有大众的认同意识产生。难以想象，只有离心力没有向心力，只有离散力却没有凝聚力的文化会有竞争力。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文化共识，文化需要多元的活力，同时也需要共识的向心力。

 

 

　　真正的人文精神其实就是在全球化、市场化、世俗化基础上形成的以大众为文化主体的，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共识”。只有确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普世性文化理念，文化共识才有可能。可以预见，一个具有时代合理性的、为大众接受的、世俗化的共识文化的成型之日，方是新的人文精神得以建立之时。

 

　　建立文化共识，我们首先要树立由大众主导文化的意识。未来的共识文化一定是和大众日常生活亲和的世俗文化，它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加，也不是知识分子意志形态的教导，而是大众意象形态的自我型塑。世俗文化的建构，很难由某种单一政治力量主导，也不可能由某种精英意识主导，世俗文化的建构必须由世俗文化主体——大众来实现，只有当大众成了文化建构的主体，才可能出现大众能接受的共识文化。实际上，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外部强加的，政治和精英的规训只能暂时起作用，真正的文化意识一定是自生性的、大众的、世俗的共识文化，一定要由大众主体来建构。建立文化共识，前提是树立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尊重大众的文化意愿。

　　其次，市场经济时代，共识文化建构的途径应该是文化产业，文化建构应该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我们不能一提起文化就觉得它是“高高在上的，作用于人的灵魂的，是高标的，因而也是和市场对立的”，这样想，我们就错了，真正的大众的文化一定是可消费的。不能消费的文化，可能是贵族的、脱离大众的、没落的文化。新的文化共识将以文化市场来建构：在文化消费的行为中，大众通过文化市场的消费行为参与文化建构。大众愿意付钱购买的文化产品渐渐地生存了下来，而那些脱离大众需要，不能给大众以真正的启迪和提升的产品则会失去市场和人心。这样，大众通过市场消费行为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基准，也进而确立了文化共识。因此，建立文化共识，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重要的途径是发展文化产业，通过产业化途径繁荣文化，而不能再走过去的政治推动的老路。我们要相信市场，市场不仅仅带来经济效益，也会带来精神效益。好莱坞电影是市场化的，但是，谁能说，好莱坞电影不是正面宣传美国精神、美国共识的典范呢？中国也一样，市场并不像一些人文学者想象得那样堕落，相反，市场有自己的高傲灵魂，有时候它比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要高傲得多。

　　第三，建立文化共识，要从整合社会资源开始，如果我们的社会被人为地割裂成城市和乡村、富人和穷人、官僚和贫民，文化共识就无从谈起。城市有城市的文化，乡村有乡村的文化，它们互不沟通，甚至彼此敌视，谈何共识？从根本上说，文化的问题根源于社会的问题，只有社会的问题解决好了，文化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第四，重视知识、提倡创造、维护版权，为文化创造提供外部制度环境。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有共识的文化，一定是在制度环境上提倡创造、保护创造的文化。当下，中国要以维护版权为中心，重视文学艺术等创造性劳动，维护其合法权益，这是知识经济的要求，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没有这样的制度环境，文化产业就不会有真正的保障，文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