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四川民风，傅崇矩曾以成都为例，在《成都通览》中写道：“成都人有一种特别之性质，又未可厚非者，列如下：士类纯正，绝不闻革命谈。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乡风古板，尚不入靡珏派。”此虽较偏激，但从全川来看，四川人勤劳、尚武、恋乡、幽默、乐观、狡猾、坚韧、重信义、互助、好游耍、喜歌舞、爱摆龙门阵、信巫等特点却十分明显，举手投足间多蕴涵纯朴古风。故杜甫则一入蜀，便作诗感叹道：“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
北方人入川，往往惊叹于四川人的勤劳：即便是巴掌大的一块地，也经营得有板有眼。莫说富饶的川西坝子，就是盆周山区陡峭的山坡上，也零星地分散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所种庄稼整整齐齐，郁郁葱葱。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向人们展现了大巴山区勤劳吃苦的山民形象。生长在山区的彝、苗、土家、羌等少数民族，也素以吃苦耐劳而闻名；川西高原上藏族更是驰聘草原，过着飘泊不定的游牧生活。 但四川的物产富饶也使四川人较为安于现状，好娱乐游耍并爱摆龙门阵，如盛大的“春游锦江”活动，就是“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的表现。《华阳国志》也称：“俗不愁苦，而轻意谣佚。”苏轼《和子由蚕市》称：“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黄炎培旅川时，就对民国时期成都人的好耍无聊作了一首辛辣讽刺的打油诗：“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三个人猪狗象一例俱全，四个人腰无分文能把麻将编，五个人花样繁多，五零四散，回家吃酸萝卜泡冷饭。” 尽管四川人旧时生活艰难困苦，但性格中却似乎天生一种幽默、诙谐和乐观，纯朴之中又有一种狡猾气息，外省以此故称四川人为“川耗子”。这一民风在四川文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川剧、清音、快板书、相书、金钱板、说笑话、谐剧等，颇为幽默，常引起观众阵阵发笑。四川方言也是如此，如今电影电视喜剧中还常插入一段四川话，妙趣横生。带有浓厚四川方言味的《抓壮丁》，其幽默与讽刺，使人难以忘怀。四川人平日里也喜欢“涮坛子”、“展言子”，很有趣味。即使生活于社会下层的乞丐、土匪之类也富有幽默与乐观，四川人就有句戏言道：“叫化子摆围鼓——穷作乐。”旧时处决犯人为砍头，有一“棒老二”临刑前，对刀斧手说：“哥子，快当点哈!”闻者俱笑。
四川人在长期的勤劳中，培养出坚韧的性格，有时进而为倔犟、不服输。小儿打架，非要打赢不可，胜者那怕自己也被打得脸青鼻肿，得意之情仍溢于神色。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抗战，虽脚蹬草鞋，身背斗笠，装备极差，但打起仗来，英勇顽强，人称“川军打得”。嘹亮的川江号子，便是船工与激流拚搏之英勇气概的表现。四川人身材多矮小，但抬石头修堤筑堰、耕作等劳动所示其坚韧耐劳，令人叹服。
四川盆地物产丰饶，气候适宜，山川秀珏使四川人安居乐业，热爱家乡，大凡在外省者也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四川人。虽地处盆地四川人并不全是封闭自守，与外界交往的愿望依然强烈，如唐朝诗人李白“仗剑去围，辞亲远游”，近代四川涌现出的大批智士能人，四方奔走，创功立业。但四川人潜意识中却有一种恋乡情结和退守心理，在外地的四川人往往都觉得，还是回四川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一千古绝唱不就是四川人恋乡之歌么?只不过还想带点功名回去，大有西汉司马相如过成都驷马桥时发誓“如不能驷马高官，不过此桥”的想法。旅居它乡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几十年乡音不改，一位商人带给他一包家乡的泥土，竟使他激动不已，欣然作画以酬。在台湾的诗人余光中不就有诗思念家乡“四川乡下的那只蟋蟀”吗?
四川民风，兼采了北方及南方之长。清初移民入川，抗战中外人口内迁，以及建国后“三线”建设、外省人大量进入四川，对四川民风大有影响，使四川民风多样化和矛盾化：进取中有保守，勤劳中有逸乐，幽默中有辛酸，纯朴中有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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