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精英-李廷贵

2009-09-17 18:17:38 作者:李廷贵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哲学教授,贵州民族学院原代理院长,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贵州省社科联常委,贵州省苗学会第一、二届会长、国家级特殊津贴专家。

   哲学教授,贵州民族学院原代理院长,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贵州省社科联常委,贵州省苗学会第一、二届会长、国家级特殊津贴专家。

    我1935年1月刀日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的一个苗族农民家庭。父亲李勇力,母亲潘阿娥。父母所生子女甚多,长大成家者有三兄弟,大哥李德贵,苗名银勇,二哥李廷华,苗名炸勇,我行三,苗名里勇。我还用阿里、黎歌、理 勇三公等笔名,李贵廷之学名为我叔叔所命,乃发蒙之名,至今不改。

    我五岁时入私塾,受业于本家叔叔李仲祥和李仲朝门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读到《大学》、《中庸》,皆能背诵,但不求甚解。在二十多名同学之中,数我读与背最快,可谓名列前茅。但我不是什么天才,只是身体健康、头脑灵活、喜欢读书而己。那时,对“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是懂的,那是姓氏,知道就行了。对“人之初,性本善”之类,似懂非懂,老师也不讲解,只要求跟着老师的红笔圈点读下来,然后背下来就可以。印象最深的是《贤文》,其含义、其对仗与韵味,至今不忘。

    私塾是断断续续读的,两位叔叔无新书可教了,即作罢,后又请一位外地的文先生教了一个学期,教些什么,学些什么,己经没有印象了。后来转入新学,到离家4公里的乡家读书,校名称    山县化谦乡完全小学,直到1949年7月才毕业。小学五、六年级时的校长是许土仁先生,他是榕江国立师范的毕业生,喜欢演讲,善于鼓励,他曾组织学生“远足”,到附近村寨游行,喊“拥护二五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许校长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使我知道了许多“外面的世界”,在我少年的心灵里播下了“闯荡世界”的决心。

    小学毕业后隔一个学期,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凯里中学,受到校长张树福的表扬。当时,   山中学、雷山中学、台江中学合井到凯里中学(今为凯里一中),算是名牌学校了,能考上很不容易。但受到参军和考军校风气的影响,1951年至1952年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财政学校学习,在校表现突出,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后转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53年底,我就由凯里苗族自治区区长顾怀安介绍投考军校,参加革命。1951年至1956年,在贵州省  山县(今凯里市)财政科工作,当审计员、会计员、监察员、副科长、科长,兼  山县团委委员,县级机关团总支书记。

    在雷山县工作期间,积极热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曾被评为模范团员,于1954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恐怕是我成熟的标志。听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深感震惊。对“老干部”“整西进干部”深感忧虑。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决心“与世无争”。这几年的工作成绩,除了完成预算、决算和日常工作外,配合自治州首府选点问题,在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利用“地方粮”支持县政府修通了  ——凯公路(清平至凯里公路,35公里),交通方便是凯里成为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方的条件之一。在这个谋划中,县长王占先、胡中章和县委书记单志远、张子彬等同志起到了关键作用;县交通科科长钱勇发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从财政上作了最大的努力。每忆及此,十分宽慰。

    “高、饶事件”后,我害怕从政,想读书从教。所以在工作之余,按“高等学校考试大纲”(升学指导)的要求,同清平小学几位老师一起学习。我在煤油灯下,认真作问答笔记,凡六大本,封面上醒目地书写“时刻准备着”五个大字。这一时期的准备为我后来的大学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9月至1960年7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专业本科班学习,毕业留校,1960年9月至1961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结业后回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讲授过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义哲学原理和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是该校哲学系的创建者之一,曾任该系副系主任。

    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与工作期间,曾任院团委委员、政治系团总支书记,参加过院党代会。1959年曾参加全国人大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贵州各地调查苗族社会历史文化,任苗族调查组副组长,井参加“苗族简志”的撰写。1965年7月至1966年6月,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县直分团文教战线工作队队长。因对从北京到三江搞串连、主张“打、砸、抢、抄、抓”的“造反派”不满,写了《评“三江事件”》的大字报反对,被诬为刘邓路线的“保皇派”。1966年9月,到广西、南宁拜见当时的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同志后,得知当时“反对造反”是不行的,按国清同志所劝,到全国各地“串连”。1967年2月回到北京,见校园内分裂成“抗大”和“东方红”两大派,各立山头,相互对打,心灰意冷,作逍遥派,或到外语学院偷学英语,或在家中偷写文章,或到公园休闲沉思。按“五七”指不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期间,听传达林彪折战沉沙、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深感国家、民族多灾多难,对“农不农、工不工、学不学、教不教”的状况十分不安。“复课闹革命”后,情绪仍然低落,被工军宣传队视为“复辟逆流派”,放到学生中接受批判,以“一言不发”使工军宣队无可奈何而命回教工支部接受“再教育”。1975年秋,带工农兵学员班到西藏实习与分配,凡半年,对寺院被砸、佛像被摔、文化伦落的现象感慨万千,难以自己。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捉,邓小平复出,提倡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觉得中国还有希望,精神也才为之振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和哲学系系主任佟德富、副系主任顾肇基等团结一致,共同为哲学专业的建设呕心沥血,卓有贡献。一是本科班招生;二是招收研究生(我足硕士生导师);三是办全国宗教干部研讨班。这些学业建设,社会效益巨大,意义极其深远。

    1988年7月,经中共贵州省委组织考核,省委常务副书记龙志毅同志动员,我奉调贵州民族学院主持工作,在任代理院长期间(1989——1991),竭尽全力为完善专业结构、培养新型人才作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组织论证与报批的新专业有计算机、民族文化、中英文秘书、贸易、化学、旅游、体育、英语等17个,创建了外语系、旅游系、化学系、体育系和中专部、函授部等6个系部,使贵州民族学院的专业设施趋于合理,全校面貌为之一新。

    为了促进科学研究,鼓励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我们动用学校经费为私人出版著作,支持《早期实证主义哲学概论》(邱觉心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候绍庄、翁家然、史继忠著)等十种书的出版,这在贵州各高校是空前之举措,反响强烈。所有出版的著作,后来都获得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和荣誉奖。事实说明,在“出书难”的情况下,适当地动用公款为私人出书是可行的。其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这是对于“拿干工资”’的学校教师的嘉奖和安慰。我在贵州民族学院还有一个惊人之举,是允许以一个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多个民族学会挂靠学梭,并多方面支持这些学会开展活动。1988年11月,我们通过认真筹备,报批成立了贵州省苗学会,我任会长。次年以后,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侗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仡佬学会等相继成立。成立这些学会都是很“敏感”的,苗学会成立后,有人告状,但我坚持认为学会工作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做好了,有利于民族研究,有利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何乐而不为!贵州省苗学会成立后,会员达二千多名,己出论文集4册,“通讯”11期,成功地召开了两次国际苗学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苗学”学科已经建立起来,苗学研究成了海内外文化人类学界的热门课题,《中国学术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把“苗学”作为中国文化母体列入其中,说明了学术界的重视。

    命运多舛。1992年后,我失落为多副院长(保苗正厅级待遇),不能管事了,虽然对办学方向等问题也直陈己见,但都不起作用-,最后那第一把手以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作结,从而反衬了李廷贵的正确,小小的省份,小小的历史,小小的嘲弄,令人啼笑皆非。

    我的优势在于,不让我主持工作可以.却不能捆住我的手脚。在原来科研成绩的基础上,我完成了几项国家重要课题,其中主编了《苗族历史与文化》和《苗族习惯法》两书,均已出版。这是聊可自慰的。

    我喜欢钻研,热心写作。主编、合著或自撰的己出版的著作有《范缜〈神灭论〉译注》、《苗族简史》、《马克思主义皙学原理》、《中国哲学史纲》、《雷公山上的苗家》、《民族问题学说史略》、《贵州民族教育概论》、《苗族历史与文化》等,撰写的论文、散文、诗词、剧本等多篇(首),同时还是书法艺术与摄影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上述作品,都有影响,颇多好评。其中,《苗族简史》、《雷公山上的苗家》、《苗学》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一、四、三等奖;《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杜、议榔、理老》获国家民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苗族历史与义化》获中国民族图书三等奖;获学会奖者多项。

    我曾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1991年6月到该校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并在香港凤凰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介绍苗族的文化艺术。1992年8月至12月,应邀在美国圣地亚哥的鸣歌国际民俗博物馆举办《来自丝龙的土地——贵州民族艺术展》,介贵州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与发展历史,其间,走访了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特别走访了国际大学、加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辛康斯大学和白宫,并在几家电视台和苗语广播电台讲演,介绍苗族迁徙历史,祝贺美国苗族人民新年快乐。

    998年10月,应邀到日本访问。在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作过讲演,并到日本东部的许多城镇和民俗博物馆参观。上述出访,为国际学术交流作了积极贡献,还写了观感文章,介绍外域的文化生态,以帮助国人拓宽眼界。

    我毕生从事民族高等教育,困难很多,但知难而进,乐此不疲。除教授国内的本科生。研究生外,还受权指导过美国、日本来留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与访问学者多名,他(她)们均已学成回国,成为该国文化人类学界的佼佼者。

    总结我的一生,成就不多,这固然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够,但社会政治的原因也很关键。我是身心健康的人,是热爱祖国的人,是忠于人民的人,也有很大的抱负,想往成就一番事业,但却被社会原因耽误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动荡的年代”(1935-1965),如“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等。壮年时代是“可恶的年代”(1966—1976),这就是所谓的人人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样,我的黄金时期(1955—1976)全被“运动”耽误了,许多美梦被运动的轮子碾得粉砰。老年(1997—)以后,才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发展的年代,而作为个人,老年应该足“收获的年代”了。可是,“动荡的年代”加“可恶的年代”,又何来“收获的年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之悲哀所在。

    我的成绩不大,荣誉却不少。是学术带头人之一,是苗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从1993年起享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93)952279号证书)。还有一大堆头衔。已入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外名师录》、《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华人英才录》、《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中华精英大全》《中国高级专业干部实绩大辞典》、《中国兴国人物大典》、《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荚才大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世界名人录》以及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所编的《世界名人辞典》等。上述诸多辞典,有的是以营利为目的,有的则是抄来抄去,究竟有多大意义,只有天知道。记录在此,一是为了查考,一是说明“榜上有名”。至于自己的贡献与学术的价值如何?让后人去评说吧。如今虽属花甲之后,身体却很健康,仍雄心勃勃地履行自立的座右铭:“自强不息,志在顶峰,倾尽全力为人类文明添枝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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