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精英-李廷贵

2009-09-17 18:17:38 作者：李廷贵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哲学教授，贵州民族学院原代理院长，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贵州省社科联常委，贵州省苗学会第一、二届会长、国家级特殊津贴专家。

    我1935年1月刀日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的一个苗族农民家庭。父亲李勇力，母亲潘阿娥。父母所生子女甚多，长大成家者有三兄弟，大哥李德贵，苗名银勇，二哥李廷华，苗名炸勇，我行三，苗名里勇。我还用阿里、黎歌、理 勇三公等笔名，李贵廷之学名为我叔叔所命，乃发蒙之名，至今不改。

    我五岁时入私塾，受业于本家叔叔李仲祥和李仲朝门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读到《大学》、《中庸》，皆能背诵，但不求甚解。在二十多名同学之中，数我读与背最快，可谓名列前茅。但我不是什么天才，只是身体健康、头脑灵活、喜欢读书而己。那时，对“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是懂的，那是姓氏，知道就行了。对“人之初，性本善”之类，似懂非懂，老师也不讲解，只要求跟着老师的红笔圈点读下来，然后背下来就可以。印象最深的是《贤文》，其含义、其对仗与韵味，至今不忘。

    私塾是断断续续读的，两位叔叔无新书可教了，即作罢，后又请一位外地的文先生教了一个学期，教些什么，学些什么，己经没有印象了。后来转入新学，到离家4公里的乡家读书，校名称    山县化谦乡完全小学，直到1949年7月才毕业。小学五、六年级时的校长是许土仁先生，他是榕江国立师范的毕业生，喜欢演讲，善于鼓励，他曾组织学生“远足”，到附近村寨游行，喊“拥护二五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许校长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使我知道了许多“外面的世界”，在我少年的心灵里播下了“闯荡世界”的决心。

    小学毕业后隔一个学期，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凯里中学，受到校长张树福的表扬。当时，   山中学、雷山中学、台江中学合井到凯里中学（今为凯里一中），算是名牌学校了，能考上很不容易。但受到参军和考军校风气的影响，1951年至1952年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财政学校学习，在校表现突出，被吸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后转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53年底，我就由凯里苗族自治区区长顾怀安介绍投考军校，参加革命。1951年至1956年，在贵州省  山县（今凯里市）财政科工作，当审计员、会计员、监察员、副科长、科长，兼  山县团委委员，县级机关团总支书记。

    在雷山县工作期间，积极热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曾被评为模范团员，于1954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恐怕是我成熟的标志。听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深感震惊。对“老干部”“整西进干部”深感忧虑。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决心“与世无争”。这几年的工作成绩，除了完成预算、决算和日常工作外，配合自治州首府选点问题，在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利用“地方粮”支持县政府修通了  ——凯公路（清平至凯里公路，35公里），交通方便是凯里成为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方的条件之一。在这个谋划中，县长王占先、胡中章和县委书记单志远、张子彬等同志起到了关键作用；县交通科科长钱勇发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从财政上作了最大的努力。每忆及此，十分宽慰。

    “高、饶事件”后，我害怕从政，想读书从教。所以在工作之余，按“高等学校考试大纲”（升学指导）的要求，同清平小学几位老师一起学习。我在煤油灯下，认真作问答笔记，凡六大本，封面上醒目地书写“时刻准备着”五个大字。这一时期的准备为我后来的大学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9月至1960年7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专业本科班学习，毕业留校，1960年9月至1961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结业后回中央民族大学任教，讲授过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义哲学原理和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是该校哲学系的创建者之一，曾任该系副系主任。

    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与工作期间，曾任院团委委员、政治系团总支书记，参加过院党代会。1959年曾参加全国人大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贵州各地调查苗族社会历史文化，任苗族调查组副组长，井参加“苗族简志”的撰写。1965年7月至1966年6月，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县直分团文教战线工作队队长。因对从北京到三江搞串连、主张“打、砸、抢、抄、抓”的“造反派”不满，写了《评“三江事件”》的大字报反对，被诬为刘邓路线的“保皇派”。1966年9月，到广西、南宁拜见当时的中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同志后，得知当时“反对造反”是不行的，按国清同志所劝，到全国各地“串连”。1967年2月回到北京，见校园内分裂成“抗大”和“东方红”两大派，各立山头，相互对打，心灰意冷，作逍遥派，或到外语学院偷学英语，或在家中偷写文章，或到公园休闲沉思。按“五七”指不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期间，听传达林彪折战沉沙、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深感国家、民族多灾多难，对“农不农、工不工、学不学、教不教”的状况十分不安。“复课闹革命”后，情绪仍然低落，被工军宣传队视为“复辟逆流派”，放到学生中接受批判，以“一言不发”使工军宣队无可奈何而命回教工支部接受“再教育”。1975年秋，带工农兵学员班到西藏实习与分配，凡半年，对寺院被砸、佛像被摔、文化伦落的现象感慨万千，难以自己。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捉，邓小平复出，提倡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觉得中国还有希望，精神也才为之振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和哲学系系主任佟德富、副系主任顾肇基等团结一致，共同为哲学专业的建设呕心沥血，卓有贡献。一是本科班招生；二是招收研究生（我足硕士生导师）；三是办全国宗教干部研讨班。这些学业建设，社会效益巨大，意义极其深远。

    1988年7月，经中共贵州省委组织考核，省委常务副书记龙志毅同志动员，我奉调贵州民族学院主持工作，在任代理院长期间（1989——1991），竭尽全力为完善专业结构、培养新型人才作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组织论证与报批的新专业有计算机、民族文化、中英文秘书、贸易、化学、旅游、体育、英语等17个，创建了外语系、旅游系、化学系、体育系和中专部、函授部等6个系部，使贵州民族学院的专业设施趋于合理，全校面貌为之一新。

    为了促进科学研究，鼓励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我们动用学校经费为私人出版著作，支持《早期实证主义哲学概论》（邱觉心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候绍庄、翁家然、史继忠著）等十种书的出版，这在贵州各高校是空前之举措，反响强烈。所有出版的著作，后来都获得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和荣誉奖。事实说明，在“出书难”的情况下，适当地动用公款为私人出书是可行的。其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这是对于“拿干工资”’的学校教师的嘉奖和安慰。我在贵州民族学院还有一个惊人之举，是允许以一个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多个民族学会挂靠学梭，并多方面支持这些学会开展活动。1988年11月，我们通过认真筹备，报批成立了贵州省苗学会，我任会长。次年以后，贵州省布依学会、贵州省侗学会、贵州省水家学会、贵州省土家学会、贵州省仡佬学会等相继成立。成立这些学会都是很“敏感”的，苗学会成立后，有人告状，但我坚持认为学会工作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做好了，有利于民族研究，有利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何乐而不为！贵州省苗学会成立后，会员达二千多名，己出论文集4册，“通讯”11期，成功地召开了两次国际苗学研讨会暨经贸洽谈会，“苗学”学科已经建立起来，苗学研究成了海内外文化人类学界的热门课题，《中国学术通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把“苗学”作为中国文化母体列入其中，说明了学术界的重视。

    命运多舛。1992年后，我失落为多副院长（保苗正厅级待遇），不能管事了，虽然对办学方向等问题也直陈己见，但都不起作用－，最后那第一把手以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作结，从而反衬了李廷贵的正确，小小的省份，小小的历史，小小的嘲弄，令人啼笑皆非。

    我的优势在于，不让我主持工作可以．却不能捆住我的手脚。在原来科研成绩的基础上，我完成了几项国家重要课题，其中主编了《苗族历史与文化》和《苗族习惯法》两书，均已出版。这是聊可自慰的。

    我喜欢钻研，热心写作。主编、合著或自撰的己出版的著作有《范缜〈神灭论〉译注》、《苗族简史》、《马克思主义皙学原理》、《中国哲学史纲》、《雷公山上的苗家》、《民族问题学说史略》、《贵州民族教育概论》、《苗族历史与文化》等，撰写的论文、散文、诗词、剧本等多篇（首），同时还是书法艺术与摄影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上述作品，都有影响，颇多好评。其中，《苗族简史》、《雷公山上的苗家》、《苗学》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一、四、三等奖；《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杜、议榔、理老》获国家民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苗族历史与义化》获中国民族图书三等奖；获学会奖者多项。

    我曾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于1991年6月到该校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并在香港凤凰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介绍苗族的文化艺术。1992年8月至12月，应邀在美国圣地亚哥的鸣歌国际民俗博物馆举办《来自丝龙的土地——贵州民族艺术展》，介贵州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与发展历史，其间，走访了华盛顿、芝加哥、底特律、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特别走访了国际大学、加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辛康斯大学和白宫，并在几家电视台和苗语广播电台讲演，介绍苗族迁徙历史，祝贺美国苗族人民新年快乐。

    998年10月，应邀到日本访问。在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作过讲演，并到日本东部的许多城镇和民俗博物馆参观。上述出访，为国际学术交流作了积极贡献，还写了观感文章，介绍外域的文化生态，以帮助国人拓宽眼界。

    我毕生从事民族高等教育，困难很多，但知难而进，乐此不疲。除教授国内的本科生。研究生外，还受权指导过美国、日本来留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与访问学者多名，他（她）们均已学成回国，成为该国文化人类学界的佼佼者。

    总结我的一生，成就不多，这固然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够，但社会政治的原因也很关键。我是身心健康的人，是热爱祖国的人，是忠于人民的人，也有很大的抱负，想往成就一番事业，但却被社会原因耽误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动荡的年代”（1935－1965），如“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等。壮年时代是“可恶的年代”（1966—1976），这就是所谓的人人诅咒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样，我的黄金时期（1955—1976）全被“运动”耽误了，许多美梦被运动的轮子碾得粉砰。老年（1997—）以后，才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发展的年代，而作为个人，老年应该足“收获的年代”了。可是，“动荡的年代”加“可恶的年代”，又何来“收获的年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之悲哀所在。

    我的成绩不大，荣誉却不少。是学术带头人之一，是苗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从1993年起享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93）952279号证书）。还有一大堆头衔。已入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外名师录》、《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华人英才录》、《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中华精英大全》《中国高级专业干部实绩大辞典》、《中国兴国人物大典》、《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荚才大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世界名人录》以及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所编的《世界名人辞典》等。上述诸多辞典，有的是以营利为目的，有的则是抄来抄去，究竟有多大意义，只有天知道。记录在此，一是为了查考，一是说明“榜上有名”。至于自己的贡献与学术的价值如何？让后人去评说吧。如今虽属花甲之后，身体却很健康，仍雄心勃勃地履行自立的座右铭：“自强不息，志在顶峰，倾尽全力为人类文明添枝加叶！”